David Lake谈特朗普・一｜世界不是在2017、2025后突然发生巨变

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后，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震惊全球：面对俄乌战争，特朗普直接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发白宫骂战；面对全球经贸，特朗普毫不犹豫在4月发动“解放日”关税战；面对中东乱局，特朗普从提议“接管”加沙到应对后续的以色列、伊朗冲突，各种惊人之举层出不穷。这种赤裸展现权力政治的美国，引发了各方探问与担忧：特朗普是否正为自由国际秩序送终？

5月16日，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举办“永续发展的王道途径国际论坛”，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21 世纪基金会、王道永续指标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全球化、深层对抗与未来？”（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为题，讲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当前挑战从何而来，自由国际秩序又将走向何方。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本篇为第一篇，聚焦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形，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反噬。

特朗普不是巨变本身

雷克首先提到，这将是一场相当悲观的演讲，但也不是完全悲观，就像讲题“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全球化、深层对抗与未来？”所呈现，最后其实还有一个问号。因此这不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验尸”（postmortem），但自己至少要提一个问题：过去75年我们所经历的国际秩序，是否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又是什么前景？

雷克指出，当前国际秩序一片混乱、并且受到严重挑战，自己与其他学者的合著新书《深层对抗》（Deep Contestation），就探讨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基本规则所造成的冲击。但自己今天首先要探讨的，其实是特朗普出现前的紧张结构。

“讨论国际关系时，人们常有‘现在论’（presentism）的观点，也就是强调特朗普在2017年、2025年上台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雷克认为，特朗普其实更像某些挑战的代表，“我们当然会谈论他对这种趋势的推动，但其实这不全是特朗普导致，世界不是在1月新总统就职后才突然改变。我要聚焦的，是反自由国际秩序的力道，如何在这些年一步步取得成果。”

自由国际秩序的四组规范

雷克接著说明1945年开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并指这一秩序建立在4组围绕国际行为的规范（norms）与规则（rules）上。

首先是主权（Sovereignty）。雷克表示，主权规范历史悠久，人们通常追溯到1648年的“西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又译威斯特伐利亚），但真正把相关概念编纂成法条，还是要到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与其他附属协议。这些协议规范国家间的彼此平等，各国既拥有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也互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彼此内政。

接著是安全（Security）。雷克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开始是战后联合国所设想的普遍性原则，接著这些原则被简化为某种西方的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代表组织就是北约。另外还有《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是关于战争本身的规范；以及不侵犯（non-aggression）准则，也就是各国不应宣称并使用武力夺取领土；还有领土完整（territory integrity），是指国家边界应受承认。

再来是开放市场（Open Markets）。雷克说明，相关规范除了自由贸易外，还有资本流动（capital mobility）、跨国投资的自由流动。某种程度上，许多规范都是1980年代才出现。

最后是政治（Politics）。雷克表示，这是自由国际秩序中特别“自由”的部分，相关规范围绕国家内部政治应该如何组织，以及民主与对人权的尊重。

而以上四套规范融为一体，就被称作自由国际秩序。“这些规范充满理想，但即便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成员国，也不总是尊重这些规范”，例如身处国际秩序中心的美国，就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直接违反了许多前述的安全规范。但即便如此，美国还是在其他领域实践自己的领导。

雷克指出，这就是所谓的“表面多边主义”（veneer of multilateralism）机制，也就是多边主义存在于联合国宪章及其附属公约、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等国际建制中，各国尊重主权规范，是平等的参与者，也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但在这层稀薄表面下，各国即便形式平等，美国却无疑在各种国际建制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尤其是在制定规范与规则上。

雷克更指出，随著时间推移，国际秩序也逐渐走向“可变几何形”（Variable geometry）结构，也就是各种规范就像一个冗长清单（laundry list），各方可以接受其中某些规范，但不必接受全部，“而这其实也像临时清单（ad hoc menu）与固定清单的关系，各方可以挑选规范来遵守，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国际体系，面对主权、开放市场等规范时大致无碍，但在面对民主时就有较大扞格。”

雷克总结，随著秩序发展，各国都大体遵守了自由国际秩序的部分规范，但不必然遵守全部。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成员，北美与欧洲国家相对遵守较多，至少在原则上；其他国家则相对根据自己意愿，挑选规范来遵守。但整体来说，自由国际秩序带来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和平与繁荣，贸易的成长水准也是前所未见。

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形

而谈到自由国际秩序的起源，雷克首先指出，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基本通过一种特殊机制来统治世界，自己称之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

以欧洲为例，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友善的保守派在各国掌权，因为当时欧洲存在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反共政党的对立，前者主张中立的外交政策，而后者则更加亲西方导向，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站在一起。而美国的做法就是推出军援，以及与市场改革挂钩的经济援助，例如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以及其他各种机制。

雷克解释，正因当年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欧洲保守派，所以到了1951年，欧洲各国政府都有点像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本质就是与美国结盟的中右翼联盟。而通过这种间接统治的方法，美国从一开始就偏袒特定政党，且只要这些保守派掌权，各国就会制定并采取符合美国期望的政策，美国不用到处胁迫各国加入自由国际秩序，“这不是胁迫（coercive），而是一种诱惑（seductive）。”

雷克表示，这些政权只要遵守秩序，就能推动自由国际秩序正常运转，随之而来的繁荣发展，又会将欧洲锁在这个秩序中，因为只要参与秩序的利益够大，保守派就能再次当选，并且随著时间推移不断制度化。

因此到了1960年代，自由国际秩序的红利已经清晰可见，也吸引了大量不完全遵守规范的周边国家加入，希望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最后也逐渐接受相关规范。过程整体就像引力，围绕太阳的行星都被拉进这个秩序，“而随著时间推移，自由国际秩序逐渐成长为‘自我维持’（self-sustaining）的体系，这就是它的起源。”

全球化反噬自由国际秩序

雷克接著谈到挑战，“自由国际秩序始终面临挑战”。

过去主要来自苏联的势力范围，例如欧洲的华沙公约（Warsaw Pact），这些成员国长期被排除在自由国际秩序外，既没有从中受益，也没有参与其中，事实上华沙公约的成立，也是要对自由国际秩序提出替代方案，之后在1960年代末出现的77国集团（Group of 77）也是同样道理。“因此针对自由国际秩序，其实替代方案始终存在，有些是被刻意排除在自由国际秩序外，例如苏联，有些则是国家们自己决定不参加。”

但雷克也指出，将威胁排除在秩序外，有助强化规则，例如美国所谓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基本是指不接受规则、不参与规则、也被逐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其中例如朝鲜，作为一个拒绝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它同样被排除在秩序红利外，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自由国际秩序本身。“而被当成‘威胁’排除在自由秩序外，也是导致中美当前紧张的关键之一。”

而围绕当前的新挑战，雷克指出从2008年开始，针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质疑与挑战，反而是来自北美与欧洲等核心成员国。这种情况与过往不同，过去的挑战大多来自秩序外部，现在却是美国与欧洲部分势力，开始带头质疑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至于这种质疑从何而来，雷克表示相关解释不少，“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对全球化的反弹。”

雷克指出，随著各国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分配后果也开始显现，每个社会都有被贸易催生的赢家与输家。而贸易能提高一国收入，是繁荣的根源，这种繁荣又维系了自由国际秩序。但对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来说，贸易虽然提升已经充沛的生产要素，却持续损害自己本就稀缺的生产要素，而这些国家长期稀缺的，就是非技术劳动力。

雷克举例，美国蓝领阶级的实质工资，从1972年以来就持续不变、甚至下降。因此虽然美国的整体繁荣程度有所上升，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全球化而受害，欧洲也是如此。至于因全球化而受益的，则主要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雷克指出，这轮全球化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或者至少是19世纪末以来的新高，“美欧洲社会都随著时间推移，变得更加不平等，而政治权力又在这种背景下流向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他们又反过来强化有利贸易赢家的相关政策。”

雷克总结，全球化的整体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分裂了美国社会，并导致欧洲也出现类似现象。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同样加速了这一趋势，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