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伦敦贸易会谈第二天｜美国日本谈判的三个启示

6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进入第二天。这次争取到加入谈判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明第一天谈判进行得很好，10日预计会谈一整天。

此前一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Kevin Hassett）对华释出善意，表示他预期中美之间可能就各自的出口管制达成“又大又强的握手”式协议，美国将会放宽对华的出口管制（按：如今包括半导体、制造半导体所需的部份中间产品、芯片设计软件、商用飞机引擎等），而中国将会容许稀土大量出口。

在拜登（Joe Biden）时代，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被视为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即使拜登重启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中断的各种中美外交渠道，直至他下台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推出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政策。半导体出口管制从来不是谈判桌上的题目。

如果哈塞特的言论能代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统一立场的话，这似乎预示着出口管制将会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一种潜在交换条件。这可算是一种突破。

问题是，“如果”之后的那一句话未必是真的。

上周，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到华盛顿同特朗普政府举行了美日之间的第五轮谈判。谈判结束之后，赤泽亮正声称有进展，却没有明确提到有什么具体进展。

日本首相石破茂期望在6月15至17日举行的加拿大G7峰会上把握机会同特朗普敲定协议，长远免除或扣减特朗普4月2日宣布的对日24％“对等关税”－－但此前与美国达成了所谓“贸易协议”的英国也要“硬吞”10％的基本关税－－并将对日影响甚大的额外25％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铝关税考虑在潜在的关税扣减之内。

如果G7峰会上搞不定，6月24至2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也是另一个同特朗普敲定协议的可能场合。

特朗普对于（中国外）全球“对等关税”的90日豁免到7月9日就到期。各国都在尽最后努力同特朗普谈判，试图说服他到时候不要重新实施关税。

日本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其解决贸易纷争的方案，当中包括美日合作强化半导体与关键矿物供应链、造船业合作、扩大美国农产品、半导体和液化天然气的对日出口，以及简化日本对外国制造汽车的安全与环保要求－－日本对进口汽车不征关税，但特朗普则＼认为美国车在日不受欢迎是因为日本的汽车标准构成了“非关税障碍”。

当中，由于中国的稀土矿物和磁铁的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在全球造船业中的新兴领导地位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而日本刚好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美国没有的技术和产能优势，日本提出的相关条件也可被视为在日美贸易谈判上打的“中国牌”。

然而，本来应该是同美国最容易谈成的贸易协议之一的日美协议却遇上意想不到的阻碍。

根据《日经》6月6日的报道，如今领导美国贸易谈判的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竟然各有不同立场。该报引述多个接近美日谈判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日美进行会谈期间，这三个内阁官员竟然一度暂停了同日本官员的谈判，三个人开始互相辩论起来。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这三个官员都在互相竞争得分，因此分别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方让步。

在特朗普上任前，贝森特和卢特尼克曾角逐财政部长一职，最后贝森特胜出，卢特尼克则得到了商务部长职位作为“安慰奖”，但特朗普却在其任命声明中将贸易权责完全交由卢特尼克负责－－可是，理论上负责贸易谈判的却应该是美国贸易代表。而如今的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曾是特朗普首届期内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得力助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莱特希泽一度是内阁经贸要职的大热人选，但因为华尔街认为他太过鹰派，最终成为游说特朗普将他排除在外。

这三个人之间绝对有权力斗争的动机，因此在对外贸易立场上都各有主张，希望能为自己创造个人的成绩。

这是第一个启示：特朗普的白宫是一个充满人事冲突的“王室宫廷”，除了特朗普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人的意见能代表到特朗普，而且这些意见往往互相冲突。

同一篇《日经》报道更称，不只是贝森特、卢特尼克和格里尔这些“内阁级别”的官员之间欠缺统一立场，连负责处理技术细节的“工作级别”官员、“内阁级别”官员和特朗普三个阶级之间也欠缺沟通。因此，日方官员很多时候要向不同级别的官员重复同一资讯。

这是第二个启示：特朗普的白宫内充满不专业的官员，外国不一定能假设他们有基本的专业性。

此前特朗普和贝森特都以中国继续限制稀土出口为由来指责中国违反中美日内瓦共识，也许就是出于这种不专业。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只承诺“采取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然而部份稀土出口管制是在4月2日之前实施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再者，中方的稀土出口管制法律上是针对全世界的，并不是单独针对美国的，理论上也不包括在内。美国的谈判代表们似乎是误解了此等文句所包含的非关税反制措施的范围。

这两个启示就衍生出第三个启示：只有同特朗普一对一的最高层会谈才有办法解决同美国之间的贸易分歧。

既然特朗普下面的官员互相权斗、各有主张，他们又似乎欠缺一般国与国贸易谈判预设的专业性，而能够作出最后决定的只有特朗普，那么，跟这些美国官员进行谈判最多只能是一种危机管理，用来针对特朗普早已明确决定了的议题和措施进行最后谈判，例如上月日内瓦会谈中的中美互减关税，又或者是这次伦敦会谈中的中美互相放宽出口管制的潜在“握手式”君子协定。

要达成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是英美之间的那一种针对几个小议题的半调子协议－－最终只能透过同特朗普一对一谈判解决。石破茂能否在G7峰会或北约峰会上同特朗普敲定日美贸易协议，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