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喜马拉雅的阴影　印度何以不安

上世纪80年代，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访华，高龄84岁的邓小平亲自接见，为两国僵持三十余载的疏离破冰。邓小平表示，中印两国对人类负有共同责任，应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人们都在议论说下一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好像这个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30年过去了，言犹在耳，中印也已跻身大国之林，但双边的现实互动依旧时有龃龉。从1962年的边境战争，到今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对峙，某些心结就像积雪千年的喜马拉雅山脉，始终在两国间横亘。

误读致使对峙

就历史视角观之，中印之间的深层问题，在于70年来印度屡屡误读中国的对外行为。

以1962年的边界战争为例，中印关系自此由50年代的双边合作，急转为分立对峙，但这场战争的根源，其实源自印度对中国的意向错估。早在战事爆发前，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便屡向中国“示好”，包括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放弃在西藏的相关特权等，后者尤其被印度内部视作前所未有的让步，悲剧也由此而起：印度自认已对中国“极度友好”，故料想中方应能包容自己在边界上的强硬立场。

然而事实明显不如人愿。印度军队屡屡越界挑衅、建立据点，中方多次沟通未果，只能开战。战役最后以印度的败退吿终，即便中国因长远考虑而主动撤军，仍旧难解印度心结。此战不仅导致尼赫鲁政府垮台，也强化了印度媒体与知识界的抗中论述，将战事起因归咎于所谓“中国背叛”，加上中国又在战后扶持与印度长年不睦的巴基斯坦，更加坐实了印度的虚构叙事。

这并非印度对中国的首次误读，也不是最后一次。前者对中印边界的执迷，既有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因素，也有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作用，其认为中国终有一日要挥军南下，为求先发制人，印度多年来屡屡越界建立据点，望能在开战前掌握主导权，这才酿成无数冲突与对峙，边界战争不过是加剧了其心中的“示好无效”与“中国威胁”两大图景。

1981年后，中印双方虽有几次领导人互访，却在印度人民党开启核试验后再次冻结，人民党甚至也不讳言，表示核武的假想敌便是中国。类似的模式，多年来屡屡重复，中印关系即便数次回稳，依旧难逃风声鹤唳的困境，不仅屡屡爆发边境对峙，近年更在气候问题、水资源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出现分歧。而此矛盾的背后原因，便在于中印的第二层困境：国家想象错位。

中印的国家想象错位

国家利益向来受国家身分所建构，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所谓“背叛”与“中国威胁论”，便是印度对国家角色的认知与中国相互错位的结果。

印度的近代史主体源自英国殖民赋予的现代性，早在独立前，其便心怀浓厚大国情结。这股情绪随解殖而强化，如今的印度视泛印度洋地区为势力范围，积极插手区域事务，并自认是此区唯一领导者，故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强烈防范心理与干扰冲动。即便是毫无敌意的举措，都能被识别成中方别有用心的图谋。

但相对于印方的“泛印度洋大国”想象，中国虽也是大国中心主义挂帅，却有着殊异的自我角色界定。在中国的想象中，其自认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换句话说，中方并不把印度当做首要安全威胁与互动对象，即便有所提防，也大多是在中美印、中印巴等多边关系的考虑下。

长年以来，相对于互动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国对印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西线无战事”方针上，即希望降低边界“起火”的频率，且要避免印度完全站到自己对立面；但对意欲掌控泛印度洋区的印度而言，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与影响力，本身就是对印度利益的侵犯，早年的中巴友好已令印度大为光火，近年则又多了新的火苗：“一带一路”。

边界冲突是互信困境的体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印度提供了经济成长的契机，印度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也选择参与。但综观其立场言行，其实尽显警惕与防范。

在南亚大陆上，印度忌惮中国蚕食自己的地缘影响力，自然不乐见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一系列中国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各地的基础设施等项目。而在海洋战略上，由于南亚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的连接地带，故中国在此的一切举措，又极易被识别为对港口的觊觎，以及对印度洋军事势力的图谋。

综合上述考虑，在南亚相关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印度态度始终摇摆。出于对中巴交好的阻却，其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在经济发展与拢络南亚诸小国间，其采用中间路线，即选择性地参与亚投行等计划，但同时提出由印度主导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例如东向发展计划、孟加拉国湾倡议、蓝色经济计划等。

但尽管如此，印度犹嫌不足。自从“一带一路”项目进入南亚与印度洋，印度便如坐针毡，失势的焦虑促使其寻找外援与打破平静。首先，面对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印度本身虽有不结盟政策的历史经验，但仍选择将其视作地缘政治的新倚仗，并在2017年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强调加强安全协作，以削减中国与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其次，边界问题也逐渐从目的化为手段。印度政府开始将与中国的领土冲突当作筹码，在需要时打出，或为解决国内压力，或为敲打中国。2017年长达72天的洞朗对峙便是结果，此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也同此理。到头来，仍是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导致。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12月的数据显示，印度约有46%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持正面观感者只有23%；而面对“一带一路”项目，约有20%的印度民众认为其有助提升本土经济，但有61%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会对印度产生负面影响，更有高达71%的民意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

在印度内部，除了印度共产党、左倾学者与记者、和平主义者对中国较为友好外，“提防中国”仍是当前的社会主流，军事精英普遍关注中国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又受强烈民族情绪裹挟，媒体更为博眼球屡屡报道断章取义的中国新闻，无形之中皆为中印关系笼上不安阴影。

短期之内，互信困境会是中印互动的一大隐忧，龙象如何前行，将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