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针对中国的舆论策略与分工

在过去一两周的时间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很多与中国相关的讲话。有些围绕疫情，譬如在数次与福克斯（Fox）电视台的采访过程中称“中国共产党错误处理新冠肺炎”、“中国当局仍继续隐瞒病毒相关资讯”、“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肺炎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也有些指控中国霸凌，譬如“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南海胁迫邻国”；还有些关于香港，诸如4月29日表示华府持续关注北京干预香港管治，“任何在香港实施严厉国家安全立法的努力，都不符合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并影响美国在香港的利益”。

蓬佩奥这些模棱两可、带有明显政治宣传口吻的表态，自然招到来自北京的猛烈批评。央视《新闻联播》上周一（5月4日）播发题为《病急乱投医！邪恶蓬佩奥在科学面前大肆喷毒造谣》的“国际锐评”，批评蓬佩奥“多行不义必自毙”；新华社同日发表时评写到“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关于蓬佩奥“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内地官媒一再表示“病毒源头有待科学界查证”的同时，也跟美国各主流媒体一样，再三要求蓬佩奥给出证据。

中美的言辞交锋不可谓不激烈。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口角冲突”也都有边界。遍览中方近期涉美言论，回击对象大抵局限于蓬佩奥，总统特朗普并不在中方抨击范畴之内。

这自然有出于礼节和“凡事留余地”的政治考量，但也是因为美方各主要政治领袖的涉华言论有颇为明显的差别——以特朗普、蓬佩奥和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又译作波廷格）为例，美国政府在发表涉华言论时，有明显分工。

首先是肩负国家领袖重任的特朗普。事实上，在此次疫情期间，特朗普的涉华表态一直颇为有趣。

在美国确诊病例大规模攀升之前，特朗普对中国的抗疫措施多有称赞。在3月下旬美国确诊病例大规模攀升之后，特朗普一方面多次称病毒源于武汉，乃至一度使用“中国病毒”等措辞，指摘中国未能阻止病毒扩散，并于5月3日称有看到过相关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病毒来源。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也在为自己的表态“留余地”，譬如在5月4日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相信中国并非故意泄漏病毒”，澄清自己早前表示病毒源自武汉，意思是指病毒在武汉地区外泄，并非确认病毒来自实验室。

在4月30日回答《华盛顿邮报》是否认为自己被习近平所误导时，特朗普则表示“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不想说误导与否。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给你答案。不过我要告诉你，看一看这个世界在一个半月、两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经济是全球史上最强的，然后突然间，我必须关闭经济活动。我必须关闭这个国家”。

其次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蓬佩奥。在疫情期间，亦如此前贸易战期间，蓬佩奥经常发表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性言论，且多有缺乏事实支撑，乃至时而出现与事实相左的情况，譬如指控北京藉疫情渗透美国社会和国家结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并判断中国“渴望成为帝国”，动摇国际体系；也譬如蓬佩奥5月3日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网（ABC）专访时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源起武汉的实验室。

当日在被主持人问及“你是否相信它（病毒）是人造或是经过基因改造”时，蓬佩奥回答“最好的专家迄今看来认为它是人造，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主持人随即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日前发布声明表示“科学家的共识是新冠病毒并非人造或经过基因改造”，对此蓬佩奥回答“没错，我同意它，我看过他们的分析”。在被追问到“你是否认为中国蓄意释出病毒，或它是自实验室意外”时，蓬佩奥回避问题并将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拒绝与全球卫生专家合作”。

从蓬佩奥一系列讲话的内容和场合评估，可以看出其致力于营造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尝试说服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各国减弱与中国政经合作的目标。

再次是自2017年在国安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并于2019年9月起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相对于特朗普、蓬佩奥等人的高调派头，博明一直是白宫中“安静却有足够影响力的中国专家”，多年来对华立场一致，表态严谨。

据《华盛顿邮报》4月30日报道，今年3月之后的特朗普之所以对华言论发生明显转变，是因为他接受了很多博明的建议。譬如使用“武汉病毒”一词形容新冠病毒、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未能向中国问责”以及“忽略台湾12月就疫情发出警告”的说法断供世卫、推动情报机构调查“病毒意外由武汉实验室释出，而非来自野生动物市场”等推论。

博明于1998至2001年担任路透社驻北京通讯员，随后出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在华期间，博明强化了对中共和中国政治社会模式的否定态度，据闻与其报道沙士（SARS）新闻受阻挠等经历相关。博明其后于2005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担任情报官。他三年前加入特朗普政府，2017年协助准备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报告，正式称呼中国为“策略性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力量”。

遍览以上三人的涉华表态，可以看到明显的风格区别。特朗普时而言辞情绪化，抛出非传统乃至激进的看法，时而回旋，强调自己对习近平的“尊重”和“信任”。这或许是他性格因素所导致的口无遮拦，也可能是刻意两面操作，既把玩舆论，也为与中方交涉留余地。

蓬佩奥明显扮演“攻击型”角色，面向美国和各国观众，近来围绕华为、共产主义、专制与民主、疫情等一系列议题，他或是针对中国现有不足侃侃而谈，或是仰仗传承自冷战时期的“反共情绪”，将中共标签为一个“奥威尔式”的专制政党，或是渲染所谓中国国民与中国政府的对立，又或是在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尝试将中国描绘为对世界各国的威胁。

蓬佩奥如此行为，或许是基于他对“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政府重要幕僚”这些身份的理解，认为美国应该将中国视为对手，认为自己应该扮演强硬的角色；蓬佩奥或许也认为这类做法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

博明则扮演了白宫的理性声音。如果说特朗普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包袱，而蓬佩奥是灵活的投机者，那么博明则与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副总统彭斯等人类似，对中国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对中国政制有强烈的不信任乃至敌意。

与此同时，博明又是西方典型的“洁身自好”的政治人物，他或许可以为特朗普政府出谋划策，给出诸如“武汉病毒”、“病毒实验室泄漏”等舆论策略，自己本人的公开措辞却也一直保持严谨，讲求事实基础，纵然往往带有颇强的主观意识形态。

事实上，除了这三人以外，美国政府还有其他角色参与到这场美国面向世界的对华舆论战。譬如国会中以散布不负责阴谋论而知名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Tim Cotton），以立场偏激而多年受到美国政圈排斥、直到十年前“茶党运动”兴起才名声鹊起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等人；也譬如福克斯电视台、Breitbart等保守派媒体，以选择性报道新闻、撰写右翼乃至极右翼观点等方式，传递白宫所欲见的论述，影响大众。

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下，无论各国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大国更会采取各异的舆论攻势。相较之下，美国精通以官方、非官方等多个渠道传递其论述，并通过近几十年打赢二战、构建战后政治经济国际秩序、拖赢冷战等方式，构建了对自己极为有利的综合实力。

美国政府在使用这些实力时，也会有具体的分工及策略。对这种情况抱以认知，将更有利于人们看清国际时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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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1日）《美国针对中国的舆论策略与分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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