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各民族生成不同的特性　并无一个民族天生优秀或低劣

在18与19世纪之间，本来在欧洲一直不被视为文化发源的德国，突然涌出了一堆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思想家、音乐家与作家。虽然这些德国人并没有率先创立出新的文化形式或学术分支，但他们在任何一个思想范畴中都有最成熟的发展，而且开发出各种思想流派和艺术风格。在我们的日常印象中，或者在很多综述性著作里，这个时代都刻印著启蒙理性的色彩，伴随著欣欣向荣的气氛。然而，这种印象在赞颂德国文化的同时，却隐蔽了当时思想的多样性，尤其是与理性主义思潮共同生长的反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事实上也是当时德国的主流，它们甚至更影响德国的民族意识。在1744年生于普鲁士王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年8月25日－1803年12月18日）就是这种反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赫尔德在今天的名声当然不及康德、歌德或黑格尔，但他身后不同的学科或思潮都直接受他影响，说德国思想的步伐就是由康德和赫尔德二人所开启出来，绝不为过。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是驱使德国思想急速形成的政治事件，我们以前谈论过的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等人，都在盛年时期经历这些突变，其生命和思想直接受到牵连，甚至可以说，德国思想家各自的特质，都在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中反映出来。与这些后辈相比，赫尔德的生平要安宁得多，他晚年虽然也旁观了法国大革命及后续的恐怖统治，但他本人在生时，普鲁士境内并没有发生大型动荡，他的生活也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的统治下，普鲁士跟随英国与法国的尾巴开始了启蒙运动和文化发展，赫尔德就是在这个相对太平和开明的时代创生了不少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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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不爱社交，但他与不同面向的创作者都产生了深刻关系：赫尔德就读柯尼斯堡大学时是康德的学生，此时康德还没写出第一部《批判》，而晚年他又是康德的最大批判者；他毕业后游历了德国各地，与年纪相若、还没成名的歌德结成好友，共同引领了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盛年时他们又同时转向研究古典学。赫尔德在比克堡担任牧师时还结识了作曲家 J. S.巴哈的儿子 J. C. F.巴哈，一起编写了几首颂赞曲。赫尔德虽然拥有多重身份，既是原创性丰富的哲学家，又是奠基性的语文学家（philologist），他在生时当过牧师、教过神学，而著作集里面包括了文学评论、圣经研究、哲学、语言学和民族志，但这种多重性在赫尔德身上是同一种思想立场的表现：反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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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赫尔德是反理性主义或者反启蒙主义，并不等于说他反对社会改革或历史进步；他虽然是神学家，但他从来没有宣传政教合一，他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阶层的位置上去反对人类的普遍启蒙——他从来没有转向蒙昧主义。赫尔德反对将理性看成人类的最高特质，是因为这种理性—普遍性压倒了每个民族的特殊性。在赫尔德看来，启蒙运动（不论是法国的、苏格兰的还是德国—康德的）所主张的理性，只是空洞笼统的秩序，在里面一切东西都可以化约成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取代。在启蒙运动者的眼光下，人类的历史轨道，就是从黑暗、无意识和分裂的状况中，一步一步将普遍和天赋的理性实践出来，进而消解人类之间的差异、建立起平等而博爱的兄弟共同体。赫尔德赞同历史进步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进步是以普遍性的程度来衡量的，对他来说，历史的进步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即每个民族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核心的展现和强化：进步不是线性和一元的，而是差异和多元的；也因此，赫尔德认为历史哲学的研究不是从普遍公理去推演和判定人类的活动，而是要以感性和直观进入不同民族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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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反对启蒙主义者的另一个出发点与卢梭相似，他们二人都认为启蒙运动有根本性的精英主义心态。但卢梭关心的是阶层歧视，而赫尔德关心的是民族差别：启蒙主义者所说的普遍性，实际上是将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一直延续下来的高雅路线看成是唯一的文化。赫尔德固然也研究古希腊文化，他曾经对荷马史诗的德语翻译写过评论，莎士比亚也是他所爱戴的作家（不过他更看重莎士比亚作品的情感，而不是其中的哲理和技巧），但除了这些正统经典之外，他更醉心宣传一些“野蛮民族”的史诗：爱尔兰的莪相（Ossian）、北欧的埃达（Edda），都由赫尔德开采成激发后人想像的材料——格林兄弟的童话作品就借鉴赫尔德的研究。赫尔德将古希腊、古罗马、维京、爱尔兰和德意志等不同民族视作异质但都是独特的，其中并无高低之分，也不可能取消或化约任何一方——各民族只是生成不同的特性，但并无一个民族天生优秀或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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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就是从批判启蒙运动出发，首先建构出德国的民族主义理论，但我们绝对不能把他的反启蒙民族主义简单看成是纳粹主义的起源。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比较，他认为赫尔德和后来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费希特首先是自由主义者和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但当法国大革命转而引发出拿破仑战争后，他却最激昂地反对法国，不顾自己的大学教授身份，宣传排犹、排法和德意志至上的民族主义。伯林认为费希特是一种反作用式的民族主义：德意志本来一盘散沙，反而是拿破仑这个外敌入侵才造就出民族认同。赫尔德的民族主义论述里却没有反对他者的言辞，因为对他来说，民族主义者应该肯定地、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内涵，而不需透过与外敌对比来反衬自己。赫尔德虽然更多地谈论历史哲学、语言学或民族研究这些“应用性”比较强、“思辩性”比较弱的主题，但他的多元主义和反对抽象普遍的立场是一贯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赫尔德与古希腊的智者派、帕斯卡、齐克果、尼采、柏格森等反理性主义和反先验理念的思想家们，都可以被划入哲学史的另外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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