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大师，在差异的视野之间求视域融合
二十世纪后半许多不尽相同的哲学转向活动之中，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哲学风潮。但是在这个风潮之中，却有完全不同的发展与流派，从英国的日常语言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到德国的语言哲学发展。其中在德国语言哲学发展里，影响最为人知的部份或许便是海德格晚期哲学的诗性语言。
但是在这个发展中，却有一种哲学同时从海德格早期的存有思想与晚期语言思考中掘取丰厚的资源，同时以其深厚的哲学史传统之考察与历史意识的重构里滋长出自身的哲学承继传统，这就是人们在阅读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时，除了前半世纪的现象学与批判理论之外，最广为人知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准确的说法称之为“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而其最重要的代表人与作品，便是哲学诠释学的创始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及其发表于1960年极重要的著作《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1960）。
1900年出身在德国马堡的伽达默尔，其生命跨越了一整个世纪，直至2002年的今天，方以102岁高龄离世。虽然父亲是化学家，但是自小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却让他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而其文、艺的兴趣也不间断地显现在其后来哲学研究之中。伽达默尔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上半的历史巨变以及相应的历史思潮，包括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与文化没落论的影响，同时著迷于当时以尼采为首的生命哲学。但是后来以哲学诠释学扬名的哲学家，在其早期却是以柏拉图与古典研究为主，先在1922年师从那托普（Paul Natorp, 1854-1924）完成了博士论文《柏拉图对话中的欲望之本质》，1928年再以《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对〈菲利布斯〉的现象学解释》获得教授资格。1927年也是海德格出版《存在与时间》的时间，但伽达默尔其实早在1922年就看过了海德格的那托普手稿，该手稿是海德格为了回应老师胡塞尔提供马堡大学的教职协助时所整理给哲学家那托普的内容，内容正是“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由此可以看见，伽达默尔很早就受到了早期海德格的影响。
相较于老师海德格于战时的政治涉入，以及同辈犹太哲学家的境遇，像是汉娜・颚兰（Hannah Arendt）、卡尔・洛维特等人，伽达默尔显得相当“明智”、“谨慎”。相比于同时代思想家的流亡命运，伽达默尔的学术生涯几乎可以说是非常平稳。然而哲学家一直到五十年代开始，才有余力摆脱许多政治与行政事务，开始全心投入自身的研究，并且在十年后出版《真理与方法》。
在海德格死前不久时，伽达默尔曾经看望过他。当时海德格病得很厉害，显得很苍白和软弱，伽达默尔说：“以前我总是不能与海德格作一种真正的对话，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特点，即他不希望他的对话者预先猜到他的观点，他要强迫他的对话者一点一点地跟随他的思想发展。但我总是担心跑到他的规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这样的对话。所以我们总是似乎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之中，尽管我们彼此都非常尊敬对方。”（《我与伽达默尔的最后一次会见》，洪汉鼎）
哲学家见证了一整个世纪的历史苦难与变化，也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哲学思潮变化。而从其60岁时出版的巨著一开始，哲学诠释学就几乎与其创始人的名字划上了等号。虽然“诠释学”有其自身古老的法学与文献传统，而“诠释学”一词更与海德格早期所使用的“事实性诠释学（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一词相当，但是只有在伽达默尔的著作里，才能说真正完成了诠释学自身的完整回顾与重建，并且透过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考察，将海德格尔诠释学、狄尔泰历史哲学、德国历史学派、施莱尔马赫圣经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彼此完整地衔接在一起。换言之，哲学诠释学本身的历史发展便是诠释学思想内容的重复与发展，而此一自身历史的重构还仅仅只是整本《真理与方法》的三分之一内容而已。
哲学诠释学与早期论争
然而《真理与方法》从出版开始便陷入了与法学家所论之客观性与相对主义的论争。诠释学一开始，从其对于文本与对象的诠释，渐次在历史的发展中成为一般性的诠释方法论，并且在历史哲学里面淬炼出可以与自然科学相比拟的精神科学方法论，但是相比于对象文本的诠释一直到转向自身的诠释方法论，“诠释”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是一对立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而来的概念发展。直至海德格的事实性诠释学与此有（Dasein）诠释，诠释学才真正摆脱了狄尔泰历史哲学中意欲比拟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问题，转而进入对于自身哲学预设与历史视域的哲学思考，并以此从一般诠释学蜕变为真正的哲学诠释学。
但是由于伽达默尔著重了历史意识的发展与传统权威的效应，使得应该能够承继现象学传统与海德格思想的“哲学诠释学”，反而立即陷入了被视为相对主义的批评。我们在现象学那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无预设的严格学科，在海德格思想可以看到的是如何破除主体哲学与主客分离的形上学之揭蔽，但是在“哲学诠释学”里面，预设之偏见、成见反而成为我们自身知识与文化所无法摆脱的优美传统与历史经典，而透过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哲学诠释学也将艺术、游戏等概念以及对于模仿与诗的海德格式哲学探索带入其自身的考察之中。
除了因为批判客观历史意识以及强调理解性的历史，因而造成了相对主义印象的误解之外，《真理与方法》的书名与布局也始终是阅读者的疑问。哲学诠释学的真理是否对立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或是其真理就是一种方法或是对于方法的批判？因为书中并未说明甚么是哲学家书名所言的方法，同时书中所涉及的三大部份：艺术、历史与语言更分别是对康德美学、客观历史意识的批判以及引入了艺术式真理、诠释学历史意识与哲学史中的语言概念之考察。这三个部份如何彼此融贯，又为何依此顺序论述等等，都成为阅读的疑问，而哲学家也未也对此说明。
然而，每一个部份又同时可以独立研读与论述，因此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对于美学传统的考察与康德美学的批判，成为艺术揭示真理的开端，并且衔接上海德格艺术作品与伽达默尔自身的“游戏”概念，游戏者在游戏之中涉身投入作为此有诠释的最佳范例；对于历史学派的批判成为诠释学自身的历史发展，并且引入海德格早期此有概念的前结构，借以转化为伽达默尔自身的“成见”与“权威”概念，同时强调了“时间距离”与“效果历史”效应，这是一种始终影响著我们的历史效果，并且在其时间的差距上可以透过“传统”来弥补启蒙主义强调理性而轻忽“成见”的偏颇效应；最后则是透过误解与翻译的诠释学考察，从语言与概念的哲学史发展说明了语言与世界、表达与思辨的诠释学结构。
视域融合与晚期论争
如果说伽达默尔是透过对于传统哲学史的考察以及海德格思想的特殊折射角度而发展哲学诠释学，其实一点也不为过。这部伽达默尔60岁时才出版的巨著，其实亦凝聚了哲学家极长时间以来的研究、教学与出版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诠释学始终是伽达默尔自身的哲学成就。但是哲学诠释学并非一种“已然完成”与完结的精神回忆史，即使诠释学“总是已经”站在既有的事先理解与预期视域之中，也正是因为哲学诠释学始终拥有著实践与应用的面向，在《真理与方法》出版之后，哲学家所遭遇的一系列批判与论争，正好成为哲学诠释学的后续发展与自身视域融合的最好示例。
“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伽达默尔哲学中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其实是对于传统与经典文本的理解困难时，如何透过对于时间、文化、语言差距的克服，能够让我们不断产生出新的理解，将自身所自我受限的视野能够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与之交流，并且以此形成新的视域，而我们始终身在视域之中一同运作。事实上这个概念也带有许多自身融合的痕迹，海德格的此有的前结构、现象学时间意识中的延续、尼采修辞学中的历史意识等等。然而正是透过视域融合，我们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哲学中某种“异中求同”的坚决态度，并且始终抱持著与其他哲学思考不断对话的企图与行动。
在几次最知名的论争中，除了最早与法学家的客观性论争外，便是与哈伯马斯与德里达的争论。在1960年末与哈伯马斯的几次文章争论中，伽达默尔分别对语言经验、精神分析的解释作用以及诠释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其与批判理论的不同，并且就哲学诠释学本身的内容、主题、范围等问题作出相当的澄清。而论争中的实质性内容也影响了双方哲学家对于自身思考的深化。但是另一次发生在1981年的巴黎论争，却是哲学诠释学与解构思想的遭遇，此番遭遇更像是三度空间中互不相交的歪斜线，当伽达默尔再次重申哲学诠释学立场，并且认真回应解构思想的内容时，德里达则是简短质疑伽达默尔立场中的善良意志、精神分析对于诠释的抗拒以及理解的根本条件，并于隔日演讲申论海德格的尼采诠释。两人后续皆有文章，而最终是以德里达于伽达默尔逝后的纪念文章作出两人思想争论的总结。
此次争论的重要性不只是令众人与读者雾里看花，同时也更突显了两种哲学特征的差异。一方重申其理解的基础并且显现其认真阅读解构思想的意图，但另一方却直接挑动对方的理论行动，如同站在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行为层次上，直接质疑哲学诠释学的行动意图、行动基础，以及精神分析正是以理论行动抗拒意义内容之诠释的行动理论。虽然在这次论争的后续发展上，伽达默尔也数次为文澄清，但读者仍然可见哲学家彼此的差异仍多过于相同之处，正好显现了视域融合的异中求同之精神与解构哲学拆解对象思想的行为结构之方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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