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卡缪《瘟疫》：疾病是荒谬的隐喻｜胡雅雯
存在为何？荒谬为何？曾几何时，我们日复一日返工、返学，在毫无惊喜和变化的日子里，发出人生意义的追问。而如今，疫症之下，当生活被推往猝不及防的例外状态，种种荒谬显得更加光怪陆离。
自带威胁的“瘟疫”本身
早在《瘟疫》（The Plague）中，卡缪就预言了现时疫症之下的动荡不安，时至今日再度回看，故事的剧情与当下我们面对的处境如出一辙。当往日平凡无奇的奥兰城，出现大量死老鼠，有人开始发热患病，以卡斯特尔为代表的医生迅速判断这是瘟疫的征兆，然而政府和另一些医生却迟迟不肯面对这一事实，省长要求医生“正式确认这是一场瘟疫”。于是，如何为这一疾病命名成为又一个事件：一旦名称被确定下来，便意味著不得不面对灾难的降临，而“瘟疫”这个词似乎就自带威胁，不论现实如何。
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论述了医生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的论述，认为恶疾本身就被赋予了恐怖的意味。不仅如此，她还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随后，政府很快就下达了封城的命令。卡缪写道：
这样，瘟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
隔绝状态下的人，疫症消失的狂欢
隔绝状态首先带来的是情感的煎熬，小说中，市民先是“鼓足勇气接受考验”，然后开始以回忆代偿。这无疑也是现时武汉和许多被封闭地区在抑制病毒蔓延之下的境况，在“新的”生活状态里，无不充满了种种浮沉的情绪。于是，疾病给个人命运带来的考验便是让个体前所未有地察觉个体与集体命运的休戚相关。
曾经我们认为，“一个人染了病就会不一样”这种观念在小说中，被无限放大；而时至今日，这却仿佛成为不断变换的日常。疾病能够作为灾难的隐喻，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它不仅作为一种负面经验——使个体被削弱、被限制，更在人群之间带来分离线，教人不得不直面孤独与死亡。
最后，当疫症消失，城市陷入狂欢之中，对曾有的恐惧只字不提，仿佛想要迅速否认自己曾经置于那样荒谬的生存境况之中。当疾病成为灾难的恐惧，奥兰城居民所想掩藏的内心创伤，正表示瘟疫作为灾难的隐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难以直面更加明显。
面对瘟疫的宗教与个人道德感召
面对瘟疫，有宗教信仰的，例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大抵会将这一事件归结为人对神的不虔诚，对自身行为不约束，瘟疫便是对人的惩罚。《瘟疫》中的帕那卢神甫亦是如此，更进一步，他还认为瘟疫给了人们爱神的方式——那些被瘟疫夺去性命的人，恰恰是得到了真正的永生，因此，只要虔诚祷告，神便自有安排，毕竟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相对而言，里厄医生却很明确：
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这么多的上帝创造物。
故事中还有一位人物塔鲁，在“人的尽头”面前秉持著另一种态度，就是求得“内心的宁静”，这也成为他行为的动力。因为检察官父亲对罪犯判处死刑的事打破了他内心的宁静，让他看到个体生命被夺取的现实，他由此拒绝任何使人死亡的事。相比于神甫，塔鲁的追求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尔后，他自愿加入对抗疫情的行动中。但卡缪也没有对道德层面的英雄主义加以颂扬，最终，塔鲁还是在疫症即将消散的时候，染病死去。
由此，人物不同的选择中显示了疾病作为灾难、宗教和道德的隐喻，而在这种种行动中，崇尚“薛西弗斯精神”的卡缪，给出了自己认可的答案——反抗。里厄医生选择了与抽象观念和客观事物斗争的道路，将种种隐喻的外衣剥掉。
英雄主义应该处在什么位置
但从卡缪自己对《瘟疫》中不同人物行动的设置，也可以看出他所提倡反抗并非一元的，而是隐含著矛盾与悖论。他承认灾难之中某种道德层面的英雄主义，又对此保持警醒，认为“好心”可能会变坏事，英雄主义也可能变成某种谋杀，成为“想超越人类去寻求连他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人”；而对于他更加肯定的反抗者里厄医生，却是“毫无英雄气概”，“使英雄主义回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居于此要求之后”。
此外，在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里厄医生也显示出摇摆的暧昧态度。当记者朗贝尔想要离开封闭的奥兰与情人相会，请求里厄开具一份未染瘟疫的证明时，里厄拒绝；朗贝尔指责他“生活在抽象观念里”，里厄此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有时抽象概念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 但当朗贝尔职责塔鲁的英雄主义是一种“理念”时，里厄却反驳道“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最终，里厄得出结论：“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卡缪继承了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和康德的批判之路，指出人类向来出于理性会对存在的意义发问，但是又无法给出充足的答案，这种不可能之间的吊诡，就是人所要面对的绝境，所以他在《薛西弗斯神话》提出了著名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瘟疫》中，卡缪亦先意识到的了人必死的命运，因此他不能认同永生与来世的信仰观念，而要“人正视荒诞命运”，在没有上帝的依傍下，勇敢地“尽我的职责”，在反抗中显示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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