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国殖民越南进退失据 胡志明如何崛起成民族英雄？
【01哲学编按】本文节录自八旗出版社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 ）著作《越南启示录1945-1975：美国的梦魇、亚洲的悲剧》第一章，本书不仅对三十年越南战争对世局的影响、各方政治斡旋与战局发展等有所分析，也详细记录各阵营内的政治角力、军文决策者的面貌心境，与战火下官兵及百姓的感受。本选节是作者探究第二次大战后，越南共产革命家胡志明如何运用列强和越南政权间的角力，乘时而起，让自己成为民族英雄。
越盟进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造成重大区域性后果。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人发动政变，罢黜法国傀儡政权，全面掌控越南。只有在被殖民的民族认定殖民者高他们一等、殖民统治势所难免的情况下，殖民制度才能持续，但这种白种人高黄种人一等的概念在东南亚永久改观了。日本人统治手段残酷，引起越南人反弹，但越南人也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竟能如此威慑法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有越南人因此称日本人“oai”，即“让人敬畏”之意。那年七月，美国支援越南游击队的组织：战略情报局（OSS），派出一支由阿基米德．巴蒂（Archimedes Patti）少校率领的特工，前往印度支那工作。巴蒂与胡志明会合，并在一处宿营。那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就像二战期间太多在世界各地敌军占领区内工作的英、美青年一样，对于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找到战友感激不已：他们爱上那种异国环境的浪漫，与招待他们的主人结为密友。一名二十二岁的游击队吓唬一名战情局特工说，不可以走出丹太（Tan Trao）的营区，“因为如果日本人逮到你，会把你像猪一样吃了。”但这名游击队事后大笑不已地向武元甲说起这事时，遭到武元甲喝斥：“我们是革命党，这个组的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必须以一种文明、有礼的方式与他们交谈。”
华府的印度支那决策既笨拙又变幻不定，盟军领导人忙著彻底击败德国与日本，但从南斯拉夫到缅甸、从希腊到越南，在地民族主义分子一心一意只想在轴心国撤军后掌控政权。从殖民地人民的角度看来，赶走法西斯独裁却让过去无论是法国人、英国人或荷兰人的殖民主子将枷锁再次套在脖子上根本没有意义。战略情报局那支与胡志明会合的小组对胡志明的气质心仪不已，听信胡志明的说词，认定越盟会运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打击日本人。事实上，越盟只对日本占领军发动了少数几次充做样板的小规模行动，却集中力量打造组织，把武器保存下来对付法国人。胡志明指派武元甲为军头，武元甲原是教师，对历史极有兴趣，但从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成立所谓越南解放军宣传队（Vietnamese Liberation Army Propaganda Unit），全员总计只有三十四人，其中包括三名妇女。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这个宣传队并入“解放军”。
越南现代史学者得意洋洋地纪录了当年共产党人如何利用西方武器与训练来追求本身的目的。一九四三年，在盟军占领法属马达加斯加（French Madagascar）之后，英国秘密作战组织“特战执行队”（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军官在维琪（Vichy）政府的一座监狱中征招了七名越南囚犯。这七名越南人向解放他们的盟军保证，说他们渴望返回越南与法西斯作战，但不提他们将法国人也视为法西斯。越盟在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这七名情报人员表面上是盟军特工，但骨子里是共产党员”。在接受战技、情报训练之后，这七名越南人以跳伞方式回到越南。他们原本担心会因为替特战执行队工作而遭共产党排斥，但他们受到共产党热烈欢迎，还立即奉命向加尔各答（Calcutta）发电，要求更多武器、无线电、与医疗补给。
胡志明主动填补北部权力真空
大战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突然结束，让胡志明得以采取主动，填补出现在北部的权力真空。他的使者说服越南那位古怪、懒惰的年轻傀儡皇帝保大写信给巴黎政府说，想保护法国的立场，唯一办法就是“坦诚而公开地承认越南独立”。巴黎的临时主子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不肯回复这封信，但也不得不眼睁睁、看著保大在八月二十五日退位以前邀胡志明组织政府。胡志明要支持他的群众涌入东京地区首府河内，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在河内巴亭（Ba Dinh）广场对数以万计、欣喜若狂的群众宣布建立越南国。胡志明说：“法国人逃了，日本人垮了，保大皇帝已经退位，我们人民已经打破一百多年来绑住我们手脚的桎梏。”
巴亭广场宣布建国的新闻在全国各地播出，当年住在顺化南方的一名学童日后回忆：“我们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对我们说，我们必须走出去，好好庆祝独立。他们还说，当我们老了……我们必须记住这普天同庆的日子。”胡志明在演说中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加上战略情报局队员在升旗典礼中向越南国旗敬礼的照片，也为他带来一场宣传大胜。巧的是，就在升旗典礼举行过程中，美军一个P-38战斗机编队正好飞经广场上空：看在成千上万越南民众眼中，这无疑是美国对新政府的祝福。
事实上，当然，这一切不过是在华府缺乏决策方向的情况下，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国务院与战情局青年的自我表态而已。对胡志明崇拜有加的巴蒂少校，曾说胡志明是“谦谦君子”，另一名战情局的美国队员也说，“我们觉得他主要是民族主义分子，其次才是共产党。”许多年以后，巴蒂承认“我当年（对胡志明引用独立宣言的用意与目的）或许有些天真……但我坚信越南人有自主的合法权利。再怎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不就是这个吗？”
书名：《越南启示录1945-1975：美国的梦魇、亚洲的悲剧》
作者：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 ）
译者：谭天 译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4月
高举驱逐法国大旗团结人民
在大多数革命斗争中，有魅力的领导人都是决定因素，印度的甘地（Gandhi）与尼赫鲁（Nehru）、肯亚的肯亚塔（Kenyatta）、古巴的卡斯楚（Castro）都是例证。事实证明，由于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一人掌控越南独立运动，他的政权即使出现明显短处，甚至犯下野蛮暴行，他建立的法统仍然坚不可摧。当年十六岁的阮高祺日后写道，在那段岁月的河内，“我与我那一代几乎每一个人，每天挂在嘴上的一个名字就是胡志明。”许多家庭开始陈列他的肖像。有一个年轻人说得好：“我们渴望一个供我们崇拜的英雄。”法国人从来就没打算培养一个同情越南人命运的越南政治阶级：富有、受过教育的越南人，生活在一个与农民生活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胡志明与他的心腹虽说也知道没有什么越南人会公开支持共产党，但他高举驱逐法国人的大旗，让广大民众团结在一起。之后许多年，他在越南声望之高几乎像神一样，没有人能跟他争锋。
在独立斗争初期的“解放区”，土地透过强制措施从地主转交到农民手中。胡志明与他的部属并没有透露这种土地再分配只是过度手段，最后的目标是农业集体制。政治干部将俄罗斯吹捧成越南必须模仿的人间乐土。胡志明展现超人一等的政治操控技巧，凭借本身的魅力，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他的气质与智慧折服。在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他拥有所有革命家必备的品质：为了他认为能够造福人民的大业，能够绝对毫不手软地牺牲人民。任何政治运动似乎都应该接受一项检验：检验重点不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而在于它基本上是否人道。据说武元甲曾为越盟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世上每一分钟总有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死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就算死的是我们的同胞，也不算什么。”
胡志明的作为反映同样信念，不过他太精，从未在西方人面前表达他真正的想法。他究竟是“真正”共产党，或只不过是迫于政治必要而拥抱列宁的民族主义分子？有关辩论很多，证据似乎压倒性地偏向前者。一些为他辩护的西方人认为他是狄托 派（Titoist），但胡志明绝不是狄托派：他不断谴责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脱离苏联集团的作法。他公开表示对史达林的崇拜，但史达林对他从未有所回报，既不信任他，也未曾为他提供重大援助。
如果法国在一九四五年效法英国在放弃马来亚以前的作为，宣布法国准备撤出越南，同时展开接班过程，培养信得过的在地领导人出来主政，越南或许仍有些微可能不致沦入共产党手中。但法国人不但没有效法英国，还选了一条慢性自杀之路，宣布绝不容许越南独立。殖民主义者这种不妥协的作法，让胡志明在这场独立斗争中占得道德上风。
这项失策主要得由戴高乐负责，他的驻远东联络官皮耶．梅斯密（Pierre Messmer）认为法国必须与越盟会谈，但戴高乐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否决了梅斯密的建议。高傲的戴高乐，把重建法国威权的重任交给顽固的殖民主义将领杰利．达尚礼（Thierry d’Argenlieu），任命达尚礼为驻西贡高级专员。在世上若干地方，特别是非洲，缺乏可靠的民族主义运动，让欧洲人对他们的帝国之梦恋恋不舍，渴望将帝国权力与特权延及下一代。但在越南，就像在亚洲其他地区一样，一旦地方领导人有了再也禁不了的话语权，有了附和他们的群众，外国霸权的气数也走到尽头。这正是法国耗尽往后十年时间意图否定的现实。
作者简介︱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英国记者和军事历史学家，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会员。曾担任BBC驻外记者，除固定为《每日邮报》撰写专栏，也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书评》等其他刊物撰写报导。一九六九年第一次前往越南西贡采访。一九七○年，在高棉与越南为BBC电视台的“24Hours”节目做系列报导。为拍摄这个系列的许多主题，曾访问南越总统阮文绍、走访寮国、跟随美军进入协德山谷进行扫荡、乘坐一架越南A-1攻击机目睹空中扫射、也曾在中央高地报导“六号火力基地”之战。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再访越南。一九七五年，报导过越战最后几场战事，其中包括蚬港即将沦陷前的混乱。他在一九八二年被英国新闻奖（British Press Award）评为年度记者，并于一九八八年被评为年度编辑。二○一○年，因“对军事文学的终身贡献”而获得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威斯敏斯特奖章（Westminster Medal），同年获得伦敦新闻俱乐部（London Press Club）颁发的艾德格莱华士奖（Edgar WallaceAward）。二○一二年，获得普利兹克军事图书馆文学奖（Pritzker Military Library Literature Award）肯定其军事写作的终身成就奖。
【本文获八旗文化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