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德国人是这段历史的囚徒｜德国柏林

尸体散落在整座营中，成堆的人皮和尸骨，死尸堆砌成柴火那般等著送进焚化炉。一息尚存的囚徒瘦骨嶙峋，患有腹泻、痢疾、斑疹伤寒、肺结核、肺炎和其他疾病，躺在满是虱子的床上干呕或躺在地上，只剩下哀凄的眼睛在向你求助。

虽然盟军早已收到关于全欧洲正在发生哪些事情的情报，但种族灭绝的惊人程度是直到他们开始从德国人手里夺回领土时才被揭露。

文：Keith Lowe（齐斯．洛韦）　译： 丁超　｜　 来自《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

当苏联红军挺进乌克兰和波兰，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空无一人、所有居民都已被彻底消灭的村庄。苏联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写下了他经过这些空荡荡的村落时内心的悲伤。

暴行在夺回领土时才被揭露

他在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的期刊《统一》（Einikeit）上写道：

在乌克兰看不到犹太人……我们所经之处——波尔塔瓦（Poltava）、哈尔科夫（Kharkov）、克雷门丘格（Kremenchug）、伯里斯波尔（Borispol）、雅古丁（Yagutin）——每个城市、数百座城镇、数千个村庄，你完全看不见小女孩们擒著泪水的黑眼珠、听不到有哪个老妇人痛苦的呼喊。你不会看到饥饿婴儿的黝黑小脸。只有一片寂静。一切都静止了。一整个民族都被残忍地谋杀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当红军攻占马伊达内克集中营（Majdanek），他们发现了一间庞大仓库，里头装满数十万死者的鞋子──这样的仓库并非特例，他们之后还会陆续发现许多类似的仓库。不久，部队开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捕获了之前看管这里的警卫，这里的俘虏称这地方为“地狱”，焚化炉里烧掉了九十万名犹太人，令他们联想到“巨大的火山”。六个月后，红军在奥斯威辛发现了最大的一座灭绝集中营。

在西欧战场上，英军及美军也很快开始在其他集中营发现类似情状。进入布亨瓦尔德（Buchenwald）、达豪（Dachau）、毛特豪森（Mauthausen）和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等集中营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发现，同样的暴行一再重演。我在二○一六年采访了其中一位调查人员班．费伦茨（Ben Fernaz），他告诉我，这种纯粹的复制感真的让他几近崩溃。“这些集中营基本上看来都一样，”他说，“尸体散落在整座营中，成堆的人皮和尸骨，死尸堆砌成柴火那般等著送进焚化炉。一息尚存的囚徒瘦骨嶙峋，患有腹泻、痢疾、斑疹伤寒、肺结核、肺炎和其他疾病，躺在满是虱子的床上干呕或躺在地上，只剩下哀凄的眼睛在向你求助。”

几世纪犹太传统、学识与工艺瞬间被扼杀

摄影镜头捕捉了这些场景，制成新闻胶片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院中播放。尤其在西欧，这些画面刻划出我们对一九四五年的集体记忆，如同来自地狱的景象。但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犹太族群来说，这不仅是地狱，更像是世界末日。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犹太传统、学识与工艺通通都在瞬间被扼杀。东欧犹太人特有的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几近死绝，而且整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就这样被连根拔除。

二战结束时的统计数字读起来让人眉头深锁。荷兰原有的十四万名犹太人，只有两万人左右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实际上这终结了荷兰大部分地区八百多年的犹太历史。到了一九四五年，希腊只剩下一万两千名犹太人；一种在此渊远流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眼看就在彻底灭绝的边缘。波兰与乌克兰曾经是世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战后除了一片荒芜之外什么都没剩下。三百万名波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绝大多数幸存下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离开了这个国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再感到安全，或是觉得已经没什么事物值得留恋。二战前他们所知晓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

有个犹太人讲的故事意味深长。一九四二年在乌克兰，十一岁的赛琳娜．利柏曼（Celina Lieberman）是家里唯一幸存的成员。她被一位承诺会保护她的基督徒妇女收养。她很快就学著像一名虔诚天主教徒一样上教堂，但私底下，她不时会向她的犹太神祇祈祷。许多年后，在接受温哥华的大屠杀教育中心（Holocaust Education Centre in Vancouver）采访时，她坦承这是她向所有其他死去的犹太人道歉的方式。“战争结束时我才十四岁，”她说，“我真的以为我是世上唯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

照理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用来纪念这场浩劫。在满布水泥块的这里，访客从水泥块所感受到的冰冷、钢硬的秩序感，意在唤起纳粹体系冥顽不化的印象。当我们走进这个地方所体验到的疏离感，应该会让我们想起如同赛琳娜．利柏曼这样的犹太人在战争结束时感受到的孤独感。

每回我来到柏林，都会去看这座纪念碑。然而，尽管我很欣赏这令人惊叹的空间，但总觉得它有些古怪。如果它被认为是在纪念犹太人，那么它无疑很善于掩藏真相。这里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人想起娘子谷大杀戮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里没有装著来自大屠杀遗址的灰烬或泥土的骨灰瓮。对被摧毁的犹太世界，这里也没有向其表达任何感怀或惋惜之意。（根据设计者的说法，这是有意为之：“怀念”是他坚持要避免的一种情感。）这里没有犹太教的符号，没有象征个别犹太人的事物，也没标志出一手造成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政权。事实上，这里甚至没有一个写上纪念碑名字的标示牌。我第一次带著女儿来到这时，才十二岁的她根本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想必是某种超大型游乐场。正当她打算爬上一块水泥块，准备从一块跳到另一块时，我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该这么做，而听完之后，她也感到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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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纪念碑似乎不太乐意让我们想起任何具体的人事物？如果它被认为是在纪念犹太人，为什么又对犹太人只字未提呢？

彼得．艾森曼：在这座纪念碑里，不设目标，没有终点

根据设计师彼得．艾森曼的说法，他的设计背后有一定的脉络。传统的纪念碑往往只著眼於单一历史观点，并试图将其永远地冻结在石头上——这正是艾森曼想要避免的。“大屠杀的残暴和恐怖如此深重，任何利用传统手法来表现大屠杀的意图都会无可避免地成为败笔。”他在最初的设计案中如此解释道，“在这座纪念碑里，不设目标，没有终点，也没有一个方便进出的出入口。”他将纪念碑完全抽象化展现，让这里的一切都可被任意解读。他要留出空间，让记忆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访客心中。艾森曼不想告诉你什么应该记住。一切由你自己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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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情感诉求，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会接二连三遇上问题。首先，真有可能创造出一座让人们不带偏见来体验的纪念碑吗？任何熟悉大屠杀事件的人，都会带著已在脑海中的某些画面来到这里。任何熟悉纪念语言的人，都会立即看出它与自己曾见过的其他类似地方的相似之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柏林游客本能地把这座特殊纪念碑比作巨大的墓地。我自己也不禁注意到这个纪念碑和附近一间犹太博物馆的相似之处，那个纪念馆被称为“流放花园”（Garden of Exile），同样由一片片设置在斜坡上的水泥块组成。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抽象的纪念碑，无论有意无意，观众总是会把从其他不那么深奥的地方学到的纪念语言，投射在这座纪念碑上。

对于那些对纪念碑所知不多，甚至不太了解大屠杀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碰上的问题。由于没有符号，也没有指标，这一大片林立的水泥块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也许它是对环境问题的批判。也许它呈网格状排列的样子是现代都会丛林的象征，而当我们走进其中所感受到的疏离感，则是象征社会孤立。或者说，它一点都不疏离，其实里面充满欢乐，就像一个玩捉迷藏的地方，或是一个巨大的儿童游乐场。在设计者没有明说的情况下，以上任何想法都能成立：有谁能够说这是一座大屠杀的纪念碑？

最先指出这些问题的是德国政府，他们对艾森曼的抽象概念不是很满意。他们非常清楚，在这位于首都中心的重要地点应该建造怎样的纪念碑：它应该告慰逝者，并让“德国历史上那些无法想像的事件的记忆”永存于此。当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座纪念碑时，曾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告诫所有后代子孙永远不要再侵犯人权……抵制一切形式的独裁和基于暴力的政权”。

德国政府所要求的，是关于纳粹主义邪恶罪行的确凿事实，而艾希曼的纪念碑仅含蓄地暗示一种严峻刻板的秩序，这并不够。因此，他们坚持艾森曼的抽象纪念碑旁应该设置一处资讯中心，在那里永久展示大屠杀事件的相关资料。

资讯中心有大事纪要年表、十五个家庭的故事

一开始，艾森曼极力反对这个主意。如果他再加上一座资讯中心，告诉游客该记住什么、该如何加以感受，那么建造一个鼓吹自由思考的抽象纪念碑的意义何在？然而，最终他不得不让步。结果是，在纪念碑下方、一处类似地堡的空间里，确实建了一个资讯中心；里面有一份种族灭绝的大事纪要年表，展览厅里详细叙述十五个家庭的故事。此外，在一间“人名室”（Room of Names）中，所有已知被谋杀者的姓名一个接一个地被逐一念出，念完所有人名的一次周期长达六年半。不过，对艾森曼来说，仍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安慰：德国政府允许他把这个资讯中心的入口设计得毫不起眼。（事实上，真的很不引人注意，乃至在二○○五年纪念碑开放后不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许多受访者声称他们根本没注意到这里还有一座博物馆。）

另一个批评这座纪念碑的群体是德国的犹太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抱怨，作为浩劫的象征，它完全不合时宜。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他们被摧毁的世界，或是他们被迫忍受的痛苦。他们说，这座纪念碑与他们无关──它是德国人的纪念碑，不是犹太人的。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uncil of Jews）秘书长斯特凡．克拉玛（Stephan Kramer）发言尤为犀利：“我们从没向人要过它。我们不需要它。”其他批评者称，这座纪念碑不过是财大气粗的德式美德炫耀，是德国意图“摆脱过去”的一种尝试。

柏林大多数二战纪念碑的用意并非提醒我们犹太人消失了

这些批评听来相当刺耳，但是当我们想到四周环绕著的其他纪念碑，就很难否认这些批评也有点道理。柏林大多数二战纪念碑的用意并非提醒我们犹太人消失了，而是“纳粹分子”全部消失了。这一点确实值得庆贺。但这或许不是这座纪念碑所要纪念的事，这里想必是在纪念一些完全不同的、极为深沉的东西。

从彼得．艾森曼的纪念碑引发的诸多争议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些心得。首先，不管抽象设计具备哪些优点，历史中的某些范畴毕竟太过敏感，无法任人自由解读。社会之所以发展出各种仪式，背后自有一定道理，而攸关死亡的仪式尤为神圣。如果不是以石雕来呈现，纪念碑又怎么称得上是纪念碑？

几十年来，有关大屠杀的某种语言已渐渐发展成型。世上所有主要的大屠杀博物馆在叙述历史的作法上，都倾向于遵循相同的基本模式。同样地，大屠杀纪念碑在建造上也已形成特定规范。例如，纪念碑上面通常铭刻著被消灭的村庄、城镇或民族群体的名称；通常有遭到杀害的犹太人数目；往往附带著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其他主要杀戮场采集到的泥土或灰烬，而且几乎总是一定镌刻著如星星或烛台等犹太印记。此外，许多纪念碑是由方尖碑与巨石组成，会有歪斜的墙壁和地板，以及带刺铁丝网、运牛车厢或烟囱的图像。多年以来，犹太人已经熟悉了这些符号。有时，这些东西看来一成不变、令人窒息，但至少在仪式中带来某种安慰。所以说，当彼得．艾森曼把这一切全部从他设计的纪念碑上抹去时，会这么招人厌也就一点都不奇怪。

与此同时，德国人也是这段历史的囚徒，只是我们所强调的并非他们因罪行而受害，而是他们犯下的罪行。德国孩子会在课外教学时去到昔日的集中营，了解他们祖父与曾祖父辈所造下的罪孽。在柏林，纪念碑随处可见，从被遣送的犹太人屋外步道上的黄铜鹅卵绊脚石，到专门针对更大型、集体性犯罪所立下的牌匾与雕像，可说是种类繁多。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只是整幅罪恶全览图的其中一景。我将在下一章中说明，在德国，即便那些与大屠杀无关的二战纪念碑，也因大屠杀而遭到玷污。不论他们高兴与否，德国人与犹太人都无法逃脱这段历史，也无法逃避彼此。大屠杀使他们在那永无休止的束缚之中紧紧相连。

就算是最抽象的纪念碑，也永远无法打破这条连结。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转载。原为《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第十九章）

书名｜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我们是定义历史的人，还是历史的囚徒？
作者｜Keith Lowe
译者｜丁超
出版｜八旗文化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