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希特拉地堡与恐怖地形图纪念馆｜德国柏林
他没了形体，却无所不在。
Adolf Hitler（台译阿道夫．希特勒，港译希特拉。下文用希特拉）没有坟墓。在二战的最后几天，当柏林被团团包围并不断遭到轰炸，希特拉躲进了帝国总理府花园下方的地下堡垒。眼看他的统治已经结束了，这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大怪物的人决定自杀。他的这项决定似乎部分出于不想让任何人有机会亲手杀他来过瘾，不过主要还是为了保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当时，他已听说墨索里尼的尸体在米兰出了哪些事，所以不想落得同样丢人的下场。
文：Keith Lowe（齐斯．洛韦） 译： 丁超 ｜ 来自《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
于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墨索里尼死后两天，希特拉举枪自尽。他的长期情妇、当时已成为其妻子的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也在同时间咬破氰化物胶囊自杀。然后，按照希特拉的书面指示，他们的尸体被擡到地堡外一个弹坑里，浇上汽油，然后焚毁。等到尸体烧完后，再将弹坑用泥土与碎石覆盖起来。
几天后，苏联红军攻陷柏林，一队施密尔舒（SMERSH）反情报特工前往寻找希特拉的尸体。结果，他们在那浅浅的弹坑坟里发现了希特拉和伊娃．布劳恩焚烧剩下的残余物，也找到希特拉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与他的妻子（希特拉自杀后不久，他们便杀了自己孩子然后自杀）的遗骸。这些残骸被带走并接受检验，没多久就透过牙医记录比对，验明了希特拉的身分。
但接下来，苏联当局面临了一道难题：该如何处理这些遗骸？起初，他们先是将其埋藏在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一处森林里，但后来又觉得不够安全。所以在几个月后，他们又挖出遗骸并转移到施密尔舒设在马德堡（Magdeburg）的一处基地。一九七○年，为了杜绝希特拉墓地成为纳粹圣殿的任何可能，他们最终又挖出所有遗骸，并将它们彻底烧尽。粉碎后的骨灰被倒进附近一条河流，随波冲向大海。
没了尸体，就没有坟墓，但人们仍然担心希特拉地堡可能会变成一座神龛。毕竟，这是他自杀的地方，很有可能会像图腾一般，被赋予某种力量。苏联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它成为新纳粹借以重新集结的象征。
朝著全面摧毁整个遗址而努力
因此，他们继续朝著全面摧毁整个遗址而努力，就如同摧毁希特拉的尸体一样。但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这座地堡是为了抵挡盟军所有武器中最大的炸弹而打造的。天花板厚达三点五公尺，使用钢筋混凝土制成，而且内部墙壁还要更厚。一九四七年，苏联红军精锐试图炸毁这地方时，成功摧毁了地堡入口、通风塔及许多内墙，但其主体结构基本上仍完好无损。
一九五九年，他们再次尝试，并展开进一步爆破行动。炸碎的土石堆积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顶部，地堡入口也被堵死。然而，各式各样的隧道仍然存在于地堡中；东德秘密警察曾于一九六七年再次打开地堡进行摄影。
一九八○年代，东柏林当局决定彻底清除地堡延伸至地面的所有痕迹。他们在帝国总理府旧址上盖了一座公寓大楼；在挖掘地基的同时，他们还拆除了地堡的混凝土屋顶，并用砾石、沙子和其他碎屑填满了整个地堡。他们将整片地区夷为平地，并计划在其上方建一座停车场。根据目测，整个地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没有灵堂。希特拉地堡旧址上没有博物馆，也没有游客娱乐设施。这里甚至没有一块牌匾或石块用来标明地堡曾经的所在位置，只有路边一个相当破烂的资讯板，上面用极为简短的德语和英语描述地堡的历史。
不是因为我担心会让人误以为我在向希特拉“致敬”
我去过这个地方，但就那么一次，而且只待了十分钟。这并不是因为我担心会让人误以为我在向希特拉“致敬”，而是因为这里实在没什么看头。这正是当局整修这地方的初衷──如果你想体验脊背发凉的感觉，或是对“元首”及其遗志发梦，那你可来错了地方。这里连一张可以坐下的长椅都没有。
然而，这地方仍然有些令人不安。企图以这种方式抹去希特拉的一切痕迹，让人联想起纳粹所采取的一些极权主义作为，例如利迪策（Lidice）灭村或夷平华沙的行动。或许当局对希特拉地堡的处理方式并没什么不妥之处。尽管如此，这仍感觉像是一种否认。当年的东柏林可能想假装这地方只是有一栋普通公寓，前面有座普通停车场，但它并不是，也永远不可能如此。希特拉地堡会永远在那里，就在地表之下。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强烈渴望自己国家完全摆脱过去，并开始把一九四五年称为“零年”，仿佛这场战争把过去的一切一扫而空，全国上下都有机会从新来过。一系列的大清扫随即展开。纳粹官员被逮捕并撤换。纳粹法律被废止。纳粹标志被禁用；希特拉雕像被拆掉，街道也被重新命名。德国人匆匆掩埋了过去的尴尬，举国上下尝试把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施加国家恐怖的主要机关
不过，希特拉地堡并非战后唯一被摧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毗邻的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Prinz Albrecht Strasse，后改名为尼德尔克尔新纳大街［Niederkirchnerstrasse］）还矗立著纳粹党卫军总部、帝国安全总署，以及其他一干施加国家恐怖的主要机关。这些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恶名昭著，尤其是位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八号的盖世太保总部，纳粹曾在那里刑求拷打所谓“国家的敌人”。尽管建筑在轰炸中局部受损，到了战后仍在可以修复的程度。然而，一九五○年代初，这些建筑被拆除了一部分，其余部分则在一九五六年被炸毁。没人打算纪念曾经矗立于此的事物。
如果不是冷战的关系，这地方很可能会和希特拉地堡一样，在战后变成一处毫无特色的公寓。一九六一年，柏林围墙沿著这个街区建起，整块地从此一直空著。
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柏林的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渴望重新面对过去，承认难以忽视的往昔阴影并加以纪念。政府在盖世太保总部旧址上修筑一条新街道的计划曝光时，一批西方建筑师和民权组织提出抗议。于是，政府最终只挖掘了一部分遗址，并在地面竖起一系列资讯看板，说明这地方曾经存在何等事物。一九八七年，这块地作为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庆典的一部分向民众开放，并被命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hy of Terror）。
记录纳粹国家罪行是当地常设展
一九九○年德国统一后，柏林议会决定将这里定为永久纪念地。刚开始，这项企图似乎一筹莫展，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他们在盖世太保总部旧址上盖了一个研究中心。自二○一○年以来，一个记录纳粹国家罪行的常设展一直在此展出。它现在是柏林人气最高的纪念场所之一，每年吸引约一百三十万游客造访。
话说回来，在此计划的核心仍然存在一丝缺憾。虽然恐怖地形图的修建要比希特拉地堡正面许多，但缺憾毕竟是缺憾。“看看德国曾经的模样，”它俨然这么说著，“我们今天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了充分强调这一点，遗址的其余部分都被刻意而夸张地腾空了。曾经矗立著专门恐吓人民的办公室的所在，现在成了一片废墟。这里不允许任何东西生长。这里没有一草一木，它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便是纳粹主义的遗绪：死亡、空泛、虚无。
希特拉地堡与恐怖地形图，这两个地点是当今德国纳粹主义遗绪的绝佳隐喻。
希特拉地堡是德国将自身从历史中解放所做的尝试。东柏林的苏联当局认为，他们可以埋葬过去，就像掩埋希特拉地堡一样。其实西方也别无二致；他们强烈相信，只要德国人把精力集中在建设一个更光明的新未来，就能将不久前的耻辱抛诸脑后。然而，无论他们自认掩饰得有多么好，一层遮羞布终究无法抹煞历史。
或者，就像今天发生的那样
从那以后，德国的报纸每隔几年就会爆出新丑闻，让陈年往事戳穿薄薄的遮羞布。时不时地，便有某位德国警察局长、企业老板或诺贝尔奖得主被揭发具有纳粹背景。有时候，历史学者还会像一九八○年代时那般，故态复萌畅言利弊，说纳粹没那么坏，说他们的罪行源自其他地方，或是说只有少数人真正有罪。或者，就像今天发生的那样，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拥护那些人人都以为早已消亡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观点。每次这种事情一发生，总是举国震惊，因为大家都曾被告知，过去的怪物已被消灭。似乎每一代人都必须从惨痛教训中认知，历史不仅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生在另一个民族身上的事，而是我们此时此刻依旧无法抗拒的力量。
相较之下，恐怖地形图则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描述历史。它尝试透过正面对抗来战胜过去。在这里，纳粹主义的罪行被摊在聚光灯下，接受法医般的仔细检验。几乎没有否认的余地。德国的过去就像一只吓坏的动物躺在纪念碑无边无际的废墟上，曝露于旷野之中，无处藏身。
像是恐怖地形图的地方，在柏林不只一处。在短短的步行距离内，就有几十个类似地点：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博物馆、辛提人和罗姆人屠杀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Sinti and Roma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m）、同性恋受害者纪念碑、新岗哨（The Neue Wache，全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上的焚书纪念碑“空荡的图书馆”（The Empty Library） 、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那些被带走的犹太人屋外的“绊脚石”──诸如此类的纪念碑不胜枚举。威廉大街上几乎每栋建筑外头都有一面资讯板，说明该建筑的历史，以及它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功能。有时，整个柏林市中心看来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仿佛展示著此地混乱的战时光阴与冷战的过往。
当你一头栽进如此丰富的资讯泥沼，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负罪感中，即便身为局外人，也会感到窒息难耐。我第一次带著孩子们参观柏林时，看著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最初抱持的热情逐渐被令人沮丧的细节浇息：他们感到不得不转过身去，把精力集中到柏林更具当代感的乐趣上。如果这就是英国青少年体验德国历史的方式，那么每天被迫与那段历史共处的德国青少年又该作何感想？
然而，人们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们要么接受自己的历史，要么不承认它。但我们绝对无法改变它。
他们会严肃地承认它们有某种纳粹的过去
德国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随著自身环境演变和所处时代的政治氛围，在接受或否认这两种立场间变换。他们觉得勇敢时，会直接面对自己的历史。他们会严肃地承认，大多数机构、大多数公司、大多数建筑和大多数家庭，都有某种纳粹的过去。他们将做好准备，为防止过去在今日重演而进行长期抗战。他们会说，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都有一点希特拉的阴影，一旦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自食恶果。
但有时，过去那种毫不妥协的阴郁会让他们难以承受，于是他们会转身想逃。他们会开始寻找能让他们摆脱历史重担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不在的希特拉成了慰藉。如果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即德国纳粹的基本教义）的所有罪恶能够收拢在一起、堆到希特拉门前，如果能让这怪物一肩扛起过去的一切罪责，那么所有人便可再次自由呼吸。如此一来，希特拉就成了某种黑暗的弥赛亚，他的邪恶存在赦免了社会上其他人对过去恶行的罪恶感。
也许正因如此，尽管希特拉的形象在一九四五年从德国社会中被清除，但在今天的德国仍然如此盛行。他出现在历史学家如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和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的畅销书中，也出现在吉多．诺普（Guido Knopp）和乌尔里希．卡斯腾（Ullrich Kasten）的历史纪录片中。他出现在奥利弗．希施比格尔（Oliver Hirschbiegel）的《帝国毁灭》（Downfall）等获奖电影中，这部电影比任何旅游景点都更生动地重现希特拉地堡中的场景。他也出现在记者和政客之间的辩论中。根据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 ，在所有的互联网讨论中，参与对话的任何一方迟早都会提起有关希特拉的回忆。
当他们拆掉希特拉的雕像和半身像
我有时会想，一九四五年战胜的同盟国会如何看待这一切。当他们拆掉希特拉的雕像和半身像，并更改以他命名的街道和广场的名称时，他们一定以为自己永远摆脱了这个可怕的战争贩子。当他们看到人们匆匆撕毁挂在墙上的希特拉肖像，烧掉曾经人手一本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希特拉的自传）时，想必他们当时希望德国人会因为羞愧而再也不会想起希特拉。彻底销毁他的尸体理应是这一切的象征，标志著尘埃落定。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希特拉的记忆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只要向上伸出手臂，或是画一条斜斜唇线加上黑色牙刷式短胡，仿佛就能让他复活。二○一二年，德国作家帖木儿．魏穆斯（Timur Vermes）那本空前成功的小说《他又回来了》（Er ist wieder da） 出版时，已没必要解释书名中这个“他”是谁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他的存在依旧活跃且在德国蓬勃发展，这个见解好像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共鸣。
这是在希特拉地堡或恐怖地形图上看不见的东西。两个地点所传递出的“缺憾感”，充其量只不过半真半假。
希特拉没有坟墓，但他也不需要。即便少了尸体或纪念他的灵堂，但不管你高不高兴，关于他的记忆会继续在你身旁徘徊。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转载。原为《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