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征：论心未忍遗横目，更嗟贤首此路难
相较于在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所激发的新文化运动，柳诒征先生走向了用传统论学方式来帮助中国复兴的路线。柳诒征先生是清代乾嘉学派之传人，乾嘉学派以复兴汉学为己任，但遭到当时清廷的反对，整个清代学术依然是以宋明之学为主，而其学派特色为重考证而不废行思，以儒家经典为主；柳先生得此真传，故以史学为个人学问主轴。但柳先生并不局限于汉学，他的做法是想重新诠释经典，提倡经典中的优点，来为当时的中国拿捏一个药方出来。
在西方思想传入时，中国还正被西方压迫，在接轨西方文化之时，不免丢失自己文化之本位。当时康有为先生、胡适先生都相继地减少传统中国文化之特质，削足适履地把传统文化化作一个个单纯的基本元素，然后附会到西方思想当中，可以说是掩盖了中国文化美好特质。柳诒征则正要从圣人义法的提倡中，重新确定孔子与经典的神圣性，建立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柳先生一生著作甚多，本文以先生最著名的两本著作《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二书来阐发先生之哲学思想与儒家精神。《中国文化史》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文化史，讲述了中国人种之起源到柳先生那时代之文化变迁；此书立意是回顾中国文化之历史，意图给予新中国建立之根据基础。而另一本《国史要义》则是柳先生结合儒家圣人之教化内容，建构起一种新思维架构，成为指导知识分子之要义。
道学非哲学
所谓道学指的是中国古代圣人流传下来的学问，柳诒征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往来的书信中，柳先生主张这些“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知名”等翻译词都只是流行用语，意涵皆是含糊不清。他更认为因道学学问包含政治教育与判别事务等，而哲学只是言其学科范围内事物，所以道学可以包含哲学，是比较大的集合，而哲学不能包含道学。这样的看法以现在话语来说便是文史哲三科不分，道学统设了三者，此举意图重新审视当时中国学问分割套用西方学术的分类，先生认为唯有三者皆不偏废，才能把握圣人学问的内涵。
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讲述孔子的部分一开始便提到无孔子便无中国文化，孔子为文化中心也。他认为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以成就他者为著说，是前所未有的。孔子以学习为实践思想之手段，只讲自己身心之状态，而不讲鬼神之事。柳先生认为孔子为学目的是先成就自己后成就他人，在心性的本能下，与世界互动而不感到行事被阻碍，这不是从外在的感召或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感所形成，而是沿著古代圣人之方法，参与自己的实践，教书讲学，勉励后世，成为独特的一个派别。
史学为学问之始
从小说报章杂志到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各宗教的书籍，都是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记载，皆在历史的范围之中，柳诒征先生认为其宇宙历史皆显示在文字上。先生认为史学之作用在于施政教民，远于中国古代部落时代便有史官职位的出现。史官的作用是辅助首领处理整个部落事务，其工作是纪录事情，提供意见，使得整体有条不紊。随著时间发展，由地方志变成国史，其辅助政治的作用都没有改变，故柳先生认为中国史学特别富有政治性。
史本于礼
柳诒征先生在《国史要义．史原》当中推测了史书有政治作用是始于周朝，他认为有些学者只有看到史书的起源是周朝史官，没有看到周朝体系下史官的作用。其作用为执行礼教、掌管法律、掌握祭祀时间、典藏书籍、传达天命旨意、为事物正名、撰写公文和考察政务等八大功能。这又可全归于“礼”之中，由史官撰写政治，史书也就变为政治之书，政治之纲要在于礼，于是中国史书的重点就变成“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史官从帝王的幕僚转变成为政务官，依礼为核心两者相互配合，成就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盛况与历史。
政教基于史官之原因
历史是一切之基础，柳先生认为史学通贯经学与儒学，是了解儒家治理之原则的正宗法门。史官除了能记录施政进度外，还能从记录当中提供政治纲领给皇帝使用。以儒家孔子为代表，他所提供其纲领中原则是重视徳义，为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则。此外，先生也偏爱《春秋》一书，春秋被孟子评论为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详实地记载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揭露恶行恶状，并对于整个朝廷有导之以正之作用。以此认为史官还有另一种作用，便是现在所说的监察权，监察天子与百官。故史官带有辅助与监察的两作用，此为政教之基础也。
与胡适的论战
相较于胡适先生的历史观，柳诒征先生的历史观为主观成分较多的。胡适先生主张历史即史料学，利用科学的方法分门别类，如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历史便是两种不同科学的发展，而非人主观的观察然后统合在一起的。如朱熹先生游历山林，发现山中有贝壳的遗迹，认为贝壳是水中之物；后来提出“沧海桑田”的“假设”，以为群山都属波浪型，推论在很久以前此地曾经是被海洋给淹没，等海水退去才留下这样的遗迹，此段史实在胡适先生手中便会变成地质学与生物学两种不同的历史演变之证据。但柳诒征先生反而比较顺著朱熹先生的思路，认为这是格物致知的实际例子，进而到涵养修身的解释上面去了。两位先生的看法也表示了民初两种不同的派别对于中国历史的对待。
学衡派
1922年《学衡》杂志第一期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主要由当时在东南大学的教授联合起来所举办的杂志，杂志本身也代表了作者们的思想观点。柳诒征先生正是此杂志的执笔人之一，后遂成为一个学派“学衡派”应运而生。该学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此运动是吸收西方人之糟粕。学衡派重视礼，反对新文化运动喊出的礼教吃人的口号；但也没有因此鄙弃西学新知，而是强调理想人格与人伦精神是民族之基石，国家在此基础上复兴茁壮。
学衡派认为史学本身不单只有史料学，且不该只偏重于政治史。故柳诒征先生在此信念下，其著作当中还包含了《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商业史》等。此外，柳诒征先生采取了史学经世的观点，也是学衡派主要的史学观点。其实践方式是：
(一)读史鉴往知来，了解过去创造未来。
(二)开拓视野，培养冒险进去的精神。
(三)读圣贤书，增加爱国心与人文道德情怀。
以上几点学衡派从史书的实证当中，进一步的提出了新价值，虽然在吸收西学方面显得薄弱些，对于政治的敏锐度也较少，但无损其在纷乱年代中企图为国民指出一条新路之价值。柳诒征先生与学衡派诸位先生的努力虽因为历史不可预料的发展而没有兴盛，却是中国在人文学科教育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为不同时代华人文化圈的人民，指出了重要的人文关怀精神，此也是儒家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