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建立全球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托洛茨基（俄语：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英语：Leon Trotsky, 1879 - 1940）是一位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军事家及理论家。相信不少研读政治理论及近代史的读者，都听见过他的名字。托氏毕生为了共产主义的理念而奋斗：他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团队，策动十月革命，建立红军，及后筹建国际主义组织——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不一而足。在晚年的流亡岁月里，被苏联开除党籍、没收权力的托洛茨基，被政敌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Сталин；英语：Joseph Stalin）派来的杀手刺伤。苏联特务以锐利的破冰斧鐅进其后脑，伤势惨重，翌日（8月21日）宣告不治。一代革命领袖命丧于墨西哥城，享寿60岁。
托洛茨基主义
于上世纪初，截至苏联建立初期，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别具威望，是与列宁比肩的领袖人物。直到列宁死后，斯大林临危上场，成为苏俄的最高领导人时，情势便扭转了。斯大林将托氏排出管治团队之外，除其党籍，杜绝他的政治权力。此外，党内的舆论机关把托洛茨基标签为无事生非的异见份子，将其言论和政见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加诸打压。相对当时官方认可的“马恩列史”，“托洛茨基主义”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被讥笑为“庸俗的无政府主义者”，专唱反调，是苏联及其盟友务必清除的“反革命份子”。
“托洛茨基主义”的内涵，又是否真的如此浅薄？对于托氏本人而言，若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是指其言论及主张，那么它们不是什么新奇的独创事物，只是他遵照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的原则和指引，就现实情况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判断，故然是严谨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产物。
翻查史料可看，托洛茨基的失势，是党内权斗的结果，源自他与斯大林派系之间的争执，当中涉及苏维埃对外政策及对内治党的问题。托、史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托氏主张国际主义，以在世界资本主义（或按今天的语境来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政经结构）的阴霾下，建立相较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经联盟。概言之，托氏的愿景是随著“社联体”逐步抗衡跨国的帝国主义，它的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世界的社会主义同盟，继而消除各地的国家机器，一并羽化成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则退守于“一国社会主义”，相信单凭一国之力足以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期，并以保存苏俄国土安全为最大的行政和军事考量。面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叫他们仿效“一国”主义，斯大林也一律以封闭的外交策略等视之：国与国之间只有短暂的军事合作，没有长远的经济协同发展（补：当然，这个问题是双向的。比方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初期，深受“马恩列史”影响的毛泽东管治团队，也是采纳了“一国社会主义”立场，甚至想演化出“一国共产主义”。他们封锁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并在中国境内进行共产社区实验，结果引发连串灾难。同样例子，当然少不了由波布领导的赤柬。据说当年和越共互相敌视的红色高棉，是仿效毛泽东的做法；他们在不发达的经济地区，强行举起“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甚至直接废除货币交易系统，以及加速生产，最终把人伦关系倒退为血腥的主奴关系，柬埔寨沦为人间炼狱），埋下他日苏联内部分裂（继而瓦解）、资本主义复辟等的危险因子。毋宁说，基于上述种种，难怪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会主动跟纳粹德国签定互不侵犯协议书了。从托氏的角度来看，即便是负责“输出革命”、处理国际事务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也（毫不意外地）沦为一班投机取巧的机会份子，从没发挥好作为国际政治组织的功用，志在散播有害的“一国”主义。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锐意建立新的国际革命组织：第四国际。
不断革命论
惹起争议的，固然还有托氏的“不断革命论”。它牵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著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相关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提纲》第8条
事实上，有违于马克思本人的预测，其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如英国）没有爆发工党革命，继而演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是俄罗斯、中国及其他落后的社会——一些资本主义并未茁壮成长的封建国家——爆发了革命，进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并试图蜕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上，后者是急跳步，因为这批国家的经济条件毫不理想，工业化生产仍属少数，贫农占整体人口的多数，不具备“转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
就此，在十月革命前夕，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展开了连番激辩。其中，孟派思想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扬言，既然俄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马派份子理应循序渐进，退居其次作议会斗争，并先深化俄国的经济改造，加速工业发展，留待“适当的时机”才闹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
普列汉诺夫口中的疯子列宁，当然是抱持相反的立场。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认为时机已到，他写下了著名的〈四月纲领〉，呼吁工人阶级推翻组成不久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否则将错失百年难遇的良机。普氏和列宁之争，不宜视作赌运气的投机主义，内里掩藏了马派原理的问题。追随列宁步伐的托洛茨基，详细地分析个中原理：他总结俄国的革命经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断定生产条件不足的落后国家，必定依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扶助，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落后的殖民地，它可能化作民族主义革命）。其后，变革后的落后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和生产量的进程中，恰如所有奉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它渐渐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故此，工人阶级政党必须进行新阶段的革命，取缔富农、资产阶级，乃至于官僚化的执政体系，否则有以下的不同情况：一，被帝国主义集团围剿，孤立的工人国逐渐减弱，继而消耗殆尽，土地和人口随即被跨国的金融资本瓜分；二，执政党病变，变成官僚化系统，他们垄断工人阶级的生产工具，腐化一切社会主义制度；三，帝国主义在国内寻觅代理人，促进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故此，为免革命事业付诸流水，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论”，慎防上述种种危机。
托洛茨基与中国
主张国际主义路线的托氏，生前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同时，托、史之间的争端，亦蔓延至中共政策的议题上。托、史各执己见，在苏联内部引起纷争，最终直接衍生了中国的托派组织。譬如说，在国共合作方面，根据托氏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不宜加入国民党；相反，斯大林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理应结盟，强调“民族主义”为适当的统战口号，甚至有“渗透国民党成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奇想。要知道，上述争议不单是策略问题，还是判断力的问题，它足以影响中国政治局势的长远发展。根据势情分析报告〈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任务〉，斯大林派断定“封建残余乃中国种种压迫的占优因素”，所以认为由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党有著“积极的革命性”，更三番四次邀请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
总言之，斯大林派建议中共举起民族革命的旗帜，团结民族资本商人和小资产阶级；相反，托氏要中共坚定地走（马列式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路，不要以民族主义为先决的行动策略。结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面主张“新民主主义”，另一面倡议“阶段革命论”，另辟新路（具体地说，是中共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把王明等苏俄直属派系份子清除，减轻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力，促进党内的“本土化、中国化”和毛的领导权）；假若当年中共完全遵循苏联的指示，今天中国可能有另一番境象。当然，根据中国托派（王凡西及楼国华等人）的分析，中共走的路是成问题的：虽然碍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困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民社会），中共无可奈何，唯有策略上以农民为组织的骨干，并侧重武装斗争；但他们（主要是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好好遵照马派的原理，清楚地区分手段（农民为主、游击队）与本体（苏维埃式的工人政党）的问题，逐渐形成顺从指令的农民群众与一小撮领导人之间的分层与鸿沟，埋下了日后中共执政时，病变成官僚体系的腐败种子。
补充一点，托派（包括托氏本人）没有鄙视农民，否则他们就跟本港某位发明“小农 DNA”说法的半吊子“才子”一样卑劣。托派针对的是“农民”的经济结构形式，及受其局限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者务必从工具的集中营运（非人力的集中制），还有妥善的教育方法，才能帮助农民和土地切断“自然的联系”，助他们投身工人（即把自己的劳动力作商品贩卖的人）的行列。相反，依赖强行的集中制，还有强硬的没收农地手段，只会演变成血腥的铁腕管治，完全是损人害己。实情是，尽管中国没有发生像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收地暴动事件，但中共仍是走托派不主张的路。换言之，由农民组成的群众与一小撮的领导人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由此，中国经验再次引证“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不断革命论提纲》第10条
根据托派的判断，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究是工人及农民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是，它仍然有国企及计划经济），问题是寄生之上的官僚化执政机关，它就像寄生虫，从中吸取营养；可是，若是全盘否定中国，便是否定了国内工人、农民阶级的血汗付出、几代人一起建设出来的成果，还有承自“孙文——国民党”系统的五族共和宏愿。
笔者最后的个人补充：任何看似“激进”的政治主张，只要它是抽离历史，没有认识宏观的政经结构，未曾把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终究是脱离现实的空话。哪怕它看上去布满马派色彩，甚至引经据典，左一句列宁，右一句托洛茨基，并由专门字眼堆砌而成。然而，这种东西始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从客观上为敌阵（你叫它阶级敌人又好，资本主义都好）服务，为他们叫嚣。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倒退至）诉诸纯粹理性范畴的倾向，但阿图塞有一句话，说起来是满有道理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的（甚或伪装成某种扭曲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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