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孟尔什维克派的笔杆子，论战形成了他的一生
1918年5月30日，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于芬兰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位精神导师，是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俄国的旗手之一，他翻译的俄语版《共产党宣言》成为日后俄国革命的先声；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堕落的革命叛徒，是孟尔什维克派的笔杆子，总是跟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针锋相对。
也许，恰似普氏生前的一篇短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所言：复杂的社会关系造就特殊的人和事，动荡的政局成就普列汉诺夫复杂、多变的命途。就此，他对手列宁适当地了概括他的人生：当普氏去世不久，（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不计前嫌地肯定普氏生前（部分的）论述的价值，还认定他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确，自命辩证学家、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战斗不断，有形形色色的对手，包括民粹主义者、有神论者、德国观念论哲学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甚至文豪托尔斯泰；毋宁说，论战形成了他的一生。
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
普氏最初是一名民粹主义者，擅于写短论、煽动工人。其后，他认识到源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马不停蹄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还接连写下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入门简介。透过上述工作，普氏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研究日渐了解，继而用它来分析当时的俄国政局、经济问题和文艺创作。自此，普氏在政治运动上愈见份量，他的思想往往左右了运动的决策。
及后普氏加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工党，甚至代表组织出席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普氏总以派系之间的纷争，划清敌我。譬如在论战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里，普氏理清了辩证唯物史观与——当时俄国普遍盛行的——无为主义的分别。
所谓无为主义，是神学衍生出的蒙昧想法，它认为（个别的）人类的行为不由个人意志决定；宏观地看，万物都消弭于上帝的庞大意志之内，历史上的所有事情（即便是芝麻小事）都是按著神的剧本发展。骤眼看，马克思主义、黑格尔的史观，跟无为主义的部分主张看似契合；甚至在《资本论》首卷的跋里，马克思本人曾以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口吻，写下“社会的发展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段子。普氏清晰地指出，无为主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俄国民粹主义学究和斯宾塞的法国唯物主义之共同特征，它们各自为历史发展的动因改成不同称号，例如“无形之手”、“上帝的选民”或“历史进步论”等超越性的观念。
亚当．史密斯：无形之手
然而，辩证唯物史观和上述的各种伟论沾不上边，因它关注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相互作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正是沉迷抽象、贫乏观念的学者一直忽略、视之不见的，这使他们没法理解社会现象及各种问题。普氏论证有力，字字铿锵，为大众介绍辩证唯物史观此一源自异地的陌生摡念，看似柔弱的笔墨变为他手上的利刃。
《资本论》：资本是加强与压抑分裂的悖论
普氏的少数派与列宁的多数派之争
普氏与列宁之间的恩怨，亦最为人津津乐道。截止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他们一直是战友，同属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份子，一起创办〈火星报〉，列宁更一度视普氏为革命导师。在二次大会上，党员就党章及组织架构问题争执，导致工党分成二派，分别是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尔什维克（少数派）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虽然普氏在会上表态支持列宁，但会后二人日渐疏远，最终分道扬镳。普氏更在〈火星报〉刊登题为〈不该怎么办〉的文章，批评列宁派系的准军事化组织之梦，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借此宣布自己加入孟尔什维克的阵营。
到了关键的1917年，也是普氏去世前一年，在二月革命后沙皇王朝没落不久，俄国的人力、资源尚未复元，列宁却写下史称“四月提纲”的行动宣言〈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鼓动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试图发动新一场革命运动。就此，普氏迅速回驳一篇〈谈谈列宁的提纲及为甚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文中他把列宁等同《第六号病房》和《狂人日记》等小说里的傻子，直言无讳地指出列宁提纲的逻辑谬误，并称之为“列宁在情绪失控底下的疯言疯语”。剔除（细微末节的）逻辑纠正 ，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清楚道出自己（包括孟尔什维克）的原则：有别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战主张，普氏认为不宜发动任何革命，理由是当时的俄国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充足条件。故此革命也好，战争也好，不会为俄国带来新的社会模式，只会混乱收场。由此，列宁等人的革命想法，在普氏眼中是“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既有害又疯狂的企图”。之所以说俄国不具条件，牵涉的是马克思主义之原理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列明了一条社会辩证法的基本公式：
“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了。”
当时，大量数据显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社会生产力毫不完善，难以称得上是“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高阶段。甚至连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当时的俄国经济条件不佳，让俄人要吃多一倍的苦，因为他们不但“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还受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苦”。总之，普氏的看法代表孟尔什维克的立场：俄国必须成功过渡为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具条件发展成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对于列宁及其信徒，上述的主张是彻底地反革命的，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如何，尽管历史告诉我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终得胜，夺得权力建立苏联，但普氏与列宁有关“革命条件”的争论，今天仍有讨论价值。有学者据此扬言苏联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也有人指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导致日后的严重大饥荒，更有人认为列宁的急进主张（不理普氏的批评）是造成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预言苏联未来的“遗嘱”
最后，当然要提那份惹起争议的“遗嘱”了。在普氏去世八十年后，一份名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于1999年面世。在〈遗嘱〉洋洋洒洒的万多字中，提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没法实现，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很快沦为极权专政，苏联将依序陷入四大危机，包括大饥荒、分配制崩溃、经济系统崩溃，以及意识形态危机，最终崩毁收场。让人震惊的是，遗嘱有关苏联的部分，几乎一语成谶。据说，这一份遗嘱是普氏临逝前躺在病床上逐字口述，由他的朋友笔录而成，然后辗转落入不同人手中。尽管遗嘱部分内容和普氏生前的想法相近，颇多学者质疑遗嘱的真伪，更有历史学者断定它为凭空揑造，因此毫无价值可言。
总括而言，普列汉诺夫的一生，跟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没法分割。他引入这门新潮思想，后来尝试制止它带来毁天灭地的效果，最后流亡海外，黯然离世。普氏的人生若落入文学家手中，也许会把它写成一幕幕“无为主义”色彩浓厚的悲剧：他没法抵抗宿命，被过去的自己击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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