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最高举自由市场、最关注香港的经济学家
米尔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是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热衷于高举自由市场，亦大概是最关注香港的西方经济学家。
塑造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
大学毕业后，佛利民曾在多个部门任职，包括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推行新政（New Deal）的团队；身为犹太人，佛利民曾受反犹主义的排挤而要放弃大学教席。佛利民终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长期担当教授，直至退休，成为有名的芝加哥学派第二代掌陀人。
七十年代佛利民常到英国讲课，影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及其“戴卓尔主义”深远；及后佛利民首先成为美国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的非官方竞选顾问，列根当选后亦担任内阁的经济政策顾问。戴卓尔夫人与列根份属好友，连同佛利民三人，皆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推手。
佛利民才思敏捷、言词锋利，他善于演说，亦擅长以简明的语言讲述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大概都听过“世上没有免费午餐”（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意指一个可欲的市价商品不可能真的免费，其代价总要由某人或团体来付）这句谚语，它变得流行是出于佛利民以此为他的书题。当今大众对自由市场的理解与接受，以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佛利民。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
佛利民的成名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出版于1962年，当时亦正值凯恩斯政策得到极高成效，英美两国都在增加国家开支以利经济，佛利民却要唱反调，提倡最低度干预的自由放任市场。本书成功从学院走向大众，成为畅销书，影响深远。
佛利民于全书开首，即批评一般大众将政治与经济当作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并以为一个政府可以任意配搭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佛利民主张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密切相关，更指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
以佛利民经常攻击的共产主义为例，他指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人的经济自由受限，无法任意选择赚钱的手段，此时即使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较共产主义好，但他连想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所必须的宣传与行动资金都欠缺，从而变相失去了政治自由；相反在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因有经济自由，因此可以推广任何想法（包括共产主义）。
因此，佛利民称只有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才能同时带来政治自由。然而经济自由并非政治自由的充份条件，过往的法西斯意大利与西班牙、一战前的日本与沙皇俄国，都奉行私有企业的竞争资本主义模式，但却不可能称得上有政治自由。
在资本主义之中，佛利民高举自由市场，反对一切对市场的非必要干预，尤其反对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综合以上的观点，不难理解佛利民为何会认为苏联是最恶劣的政权，因它同时实施经济独裁与政治独裁。
政治经济的自由至上主义
佛利民虽自称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更准确地应该称他主张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又译自由意志主义），这套政治哲学主张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与自主（autonomy），除了某些侵犯或损害到他人自由的行为（例如杀人、盗窃）应该被政府监管与惩治之外，所有其他事都应该放任人自由去做。
在经济与政治交缠著的意义之下，佛利民主张要让所有能够买卖的商品或服务，都交由市场的价格与供求运作。例如佛利民反对职业执照制度，认为它根本毫无合法性可言（或美言之要保障专业领域的服务质素），实质只让执业者阻碍外来者进场以保护自己，从而减少竞争，这等于以非自由市场的手段提高了服务的价格。
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正义论》罗尔斯的论敌 另一个方向的自由主义理论
佛利民甚至提倡应该开放毒品、娼妓与军队的市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提出在和平时期国家应该废止强制的征兵制，并促请美国政府研究其可行性。其后尼克逊（Richard Nixon）政府确实废除了美国军队的征兵制，改为志愿与受薪制，佛利民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香港模式”死硬粉丝
直至1997年，佛利民一直是“香港模式”的坚定支持者，认为香港是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佛利民曾来香港拍摄电视节目，面对镜头前以犹如旅游大使的口吻说：“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怎样的，你来这里就对了！”
佛利民至94岁高龄仍极为关注香港的问题，甚至在逝世前一周，他仍撰文批评当时的特首曾荫权领导下的香港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这篇文章的标题为〈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
回到1998年，索罗斯（George Soros）与大鳄集团狙击港股市场与港币，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与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从政府储备中调动巨额资金出手救市，然而佛利民强烈批评此举违反了香港的自由市场精神，更指港府简直想将香港“公有化”。然而秉持自由市场信条的佛老，大概没有想过面对著疯狂的金融资本主义，若“自由放任”港币汇率与香港股市全面崩盘，将会为香港的经济与民生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自由，太自由了？
佛利民于2006年逝世，紧接的2007、08年即迎来全球金融海啸，政经界与学界质疑起佛利民式的自由市场。佛利民曾主张“去除管制”（deregulation），放宽对于金融产品的限制，投资银行开始发明各种衍生工具与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这股风气延续至2000年代变本加厉，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美国投资银行与金融机构，为了赚取佣金与花红，将美国已经泛滥的次级房地产按揭（mortgage，住宅抵押贷款）包装成貌似低风险、高回报，而实际运作与原理极为复杂难懂的衍生金融产品（简单来说，其所谓的低风险是指美国房地产市场广泛而同时出现信贷违约，因而触发金融危机的机率极低），并大量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结果美国楼价下跌，导致真的出现大规模的贷款呆坏账，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连锁效应，造成全球金融海啸。对于资本主义抱乐观态度的人，后知后觉才意识到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危机。归根究柢，佛利民反对监管金融机构，影响八十年代列根政府进行去除管制——至少要为此负上责任。
大概毋须金融海啸提醒，我们都深知人根本并非时刻都是理性的决策者。自己对金融产品的运作毫无头绪，却期望可以透过它收取低风险的高回报，这本身就非常不理性。从更大的结构来看，可以引用另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于《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所说：政治稳定的社会会促成利益团体的成立，无所不用其极地将社会、政治、法制等塑造成最有利于自己的情况，独占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埋藏社会不安的状况与经济危机的隐忧。这正是自由主义国家之下，作为利益团体的资产阶级宰制著社会发展方向与掠夺人民生产成果的状况，结果是政府过分的自由造成非利益团体的大多数人的不自由。
对不少人来说（尤其是在美国），佛利民是人畜无害、高举自由与市场的学者；然而对于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则会视佛利民为带来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
与佛利民同期的经济学家－海耶克：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背后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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