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我能在市场中获取如此高的利润，这证明市场是无效的
在香港这金融城市，大概没有人不知索罗斯这名字。他是世界知名的金融巨鳄，他间接促成了香港“盈富基金”的诞生，而他也是个慈善家，与哲学家。
在“开放社会基金”的宣传片段中，我们看到创办人索罗斯是个和譪可亲的老人，带著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语速缓慢，但语调肯定。这个形象实在让我们有点难联想到，这个老人是曾经让各国政府闻风丧胆、会狙击各国货币的金融巨鳄。
成为波普尔主义者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在纳粹要占领匈牙利时，索罗斯的父亲预见到希特拉政权将为清洗当地的犹太人，因此为家人与其他犹太同胞伪造身分证，有钱的付他钱，没钱的他免费造，因此从纳粹手上救了不少人。在索罗斯看来，纳粹占领的日子是一段特殊却不乏刺激的经历，其父亲以才智与义心救人，更是英雄之举。这段往事，塑造了索罗斯以后对于极权政治与慈善的观点。
索罗斯19岁时考入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读哲学。当时系内坐镇著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索罗斯非常醉心于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然而索罗斯大学成绩平平，没有出类拔萃得在波普尔心中留下很深印象。临近毕业，索罗斯要在升学与就业之间抉择，他想写一部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著作，延续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观点。然而索罗斯始终写不好这本书，这让索罗斯心死，放弃当哲学家，而踏上了金融之路。
犯错性与反身性理论
纵是如此，波普尔的理论对索罗斯的思想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索罗斯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falsibility）等科学哲学理论，发展成反身性（reflexivity）理论；波普尔的政治与社会政学亦深刻影响索罗斯，当中最重要的是开放社会（open society）这概念。
在金融市场上获大巨大成功后，索罗斯于1987年终于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名为《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以他当时的名气与如此的书名，华尔街上的人们理所当然会将之视为一本赚钱圣经。然而索罗斯在全书开首却祭出他的反身性理论，叫金融界人士读起来摸不著头脑，加上此时索罗斯仍然非常不擅于表达抽象思想，他亦抗拒交由专业编辑整理书稿，所以让本书非常难读。
要理解反身性理论，要从索罗斯基础的认识论观点开始：人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扭曲与不完备的。这个观点会导出两个结果，首先是人对于事实的认识会出错，此为犯错性（fallibility）。进而，这观点质疑经济学的古典预设——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即人都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因由的行为与预期构成的市场有其运作的逻辑，并且永远都是对的（例如认为市场具备自我修正与自动分配的特性）。然而，出于人的犯错性，索罗斯认为人无法对现实有整体的把握，而且不是时刻都是理性的，经常作出错误的决定，因此市场根本没有一致的法则可言，而更像是一片混沌。
索罗斯指自古希腊思想起，人就有将理性与现实区分开来的倾向，到了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高举理性，认为理性可以不断开拓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这倾向到了顶峰。索罗斯认为这造成社会科学奋力想要跟自然科学看齐，但这种努力是徒然的。
对于人的事情（human affair），索罗斯认为人的主观认识与世界的客观现实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我们的思想（thinking）除了认知性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同时亦有著操纵性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基于犯错性原则，思想的认知性功能必然是有缺憾的，但在错误认知（misconception）与错误诠释（misinterpretation）之下，认知的操纵性功能会同时改变它的认知对象。
索罗斯认为自己的思想若有甚么原创性可言的话，那就在于他对错误认知的重视。在混沌的金融市场之中人会犯错，索罗斯对比市场与市场参与者、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反身性关系，尤其在决策者一方犯下严重错误而不自知时，他就看准机会进行大注码的投机。索罗斯就是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判断世界各个市场的局势、发展与弱点，几十年来保持极高的胜率。索罗斯进而称不止是经济决策与市场的决定，以至于政治与对世界的人文面向，皆是以如此的反身性来运作。索罗斯承认这些是老生常谈，但以他的观察，世上大部分人都会忽视这个仿佛非常简单的道理，因而只对世界作片面的认识与判断。
索罗斯于1979年将手上的基金重新命名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纪念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发现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人不可能预测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跟量子力学一样，索罗斯认为人的认识与判断以至市场，都同样永远处于不确定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他将这称为“人的不确定性原理”（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开放社会及其当代的敌人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首先提出了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与开放社会（open society）这组概念，及后因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为人所知。波普尔指封闭社会是一个相信魔法、部落式与集体主义式的社会，它是单元主义的，不包容其他的声音，就像极权社会，而其典型就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开放社会则相反，它在文化与宗教上都是多元主义的，波普尔认为民主制度最能现实开放社会。
童年的经历与波普尔的论述，使索罗斯成为开放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投资者的索罗索在量子基金中获得巨利，然而作为慈善家他将得来利润捐出，资助文化、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等项目，地域几乎覆盖到所有（前）共产主义政权，包括俄罗斯、中国与东欧国家。索罗斯在家乡布达佩斯开设了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而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索罗斯大学”。后来他创立了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在数十个国家推动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以至性别平权等项目，想将他认为较封闭的社会改变为开放社会。
在哲学史上，波普尔认为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是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但索罗斯的“敌人”较为具体，是各国的极右势力、法西斯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当中索罗斯认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对他意义重大，憾动了他的开放社会理念。自2001年9・11事件之后，乔治提出反恐主义的论述，镇压异议，将批评者定为不爱国，索罗斯认为这完全有违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一贯价值。当2004年布什竞逐连任，向来刻意远离直接介入政治的索罗斯破例捐款给美国民主党，甚至出面站台、演讲。颇奇怪的是，索罗斯并不热衷于支持民主党的参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他一心只想将布什拉下来，并认为这样才会让美国变好。最终索罗斯的努力宣告失败，但他没有悔恨，自言已经尽力做了要做的事。
投资者、慈善家、哲学家
索罗斯终生都是个带著矛盾与模糊性的人，在投资者、慈善家、哲学家的角色之间游走。某程度上，正是各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欠缺管制，索罗斯才可能获取如此巨量的利润，他曾说：“我能在市场中获取如此高的利润，这本身就证明市场是无效的。”另一方面，索罗斯却吊诡地支持政府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他认为这样对世界的经济前景会较健康。这两种心态矛盾吗？他说：“我将市场参与者与有责任心的公民这两个角色分开。”
索罗斯极为重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在三种角色之间，他无疑在金融界的成就最大，但他并不为自己所赚财富的数字而狂喜，却为证实自己的反身性理论而感到快慰。作为慈善家，推动开放社会的路程亦不容易，阴谋论的矛头仍然指向著索罗斯，指他想要成为民主党幕后的纵控者、是打垮某国经济的慕后黑手，专制政府尤其对索罗斯的善举抱有戒心，比如匈牙利与俄罗斯。
索罗斯在投资与做慈善之余不断著书，反复解释自己的反身性理论，并试图预测一次又一次的世界金融危机。索罗斯一生中最渴望的，是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得到重视、讨论与传播。相比于所谓投资与金融界的传奇，他更希望能像波普尔、罗素或凯恩斯那样，能被作为哲学家而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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