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德薄人存难持知，维以开育善化德

1916年蔡元培接下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在此之前蔡先生是在教育科（现称教育部）担任职务，对于全国的教育现况有一定了解。当时的北大老师大多是科举时代的官员，学生来北大念书求的是毕业后的出路；对于课业，教师与学生皆不用心在此。蔡元培先生解雇这些教师，聘雇当时从西洋留学回来的知识份子，如胡适等。蔡元培先生改善了学生概念后，进一步的改良学制，他的一个理念是：“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在此前提下，他废科而成立系，由系主任主导系，再进一步推动大学自治。蔡元培先生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五四运动成功了，蔡先生在此过程中与政府拉锯想法，后来决定放下校长一职，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当职。

蔡元培先生一生在民国后几乎都在政府单位工作，少有时间专心著作。本文采用先生早前所撰写一本小书《中国伦理学史》里头有附录中学修身教科书，讲述先生认为当时中学生应透过教育学习伦理学，其殷切期盼学生该当如何面对人生，以儒家精神为主轴重视“修德”，此也为蔡元培先生的儒家精神思想。

教育之目的

1912年蔡元培先生在担任教育总长时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新教育之意见〉，表达了先生对于教育的看法。先生认为教育有两种，一种是政治而服务，二是不以政治为目的教育。在帝国时代大多是为了政治而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教育就教导什么。然而在十八世纪后一些学说兴起，讨论世界变化，慢慢理出世界之公理出来，此谓超乎政治之教育。满清被推翻后，中国教育就从第一种过渡到了第二种，脱离束缚后，教育目的就变为改善人生与社会为目的。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故富国强兵是当务之急。国家如何强大，强大于公民道德之养成，道德目的在于自由平等亲爱。古有人饥救济关怀天下；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想法之基础皆在仁一字之中，仁是道德，故蔡元培先生认为道德教育为所有事之基础也。

伦理学与修身之别

蔡元培先生在书中一开始区分了伦理与修身之差别，区分中西文化对人生态度之不同。蔡先生认为伦理学是统整各民族之特性与习俗规范，可参悟贯通一切；而运用演绎方式化成种种的伦理原则，是知识途径。修身则是行为途径，是道德典范，其方式若要改变则需要改变整体风俗或是获得多数人采纳，才有其效用。若用修身的眼光看待伦理学，则无法接受其他伦理原则是谓进步之阻碍。这可能有另一层涵义：“传统中国文化接纳西方文化后所产生的局限。”

局限修身原因

蔡元培先生在书中讲述了自孔子到王阳明各家学派的伦理学看法，最后总结到中国为什么只有修身而无法转化为伦理原则，他提出四点：

(一)无自然科学为基础，只有先秦有墨子讨论到，自汉代以后绝迹。

(二)无理论为思想言论之规则，先秦有名家，荀墨二人皆有兼论名学，汉代以后绝迹。

(三)政治宗教学文相结合。

(四)无异国学说相互比较，佛教虽博大艰深，但其根本主张厌世，与中国固有伦理观念相差太远，无法激荡出太大改变。

蔡元培先生认为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伦理学程度差不多，但无后来的科学革命，导致中国自汉代以后一直停留在原地。

发挥对科学看法的积极面

研究了西方学问后，蔡先生认为科学可以去除：

(一)古代的灾异学说，如天打雷的原因是物理现象而非神明震怒。

(二)五行学说，如化学的原子建构物质概念可以少去任何事物附会到五行说的偏见，像是中医偏方等。

(三)人类本位说，由生物进化论可得知人非上天独特创造。蔡先生看到科学对人类生活影响很巨大，甚至在精神方面也能以科学方法研究，如心理学。

这使得蔡元培先生产生了科学好像可以解决现在一切的想法。蔡先生发挥了这想法积极一面，努力引进西方学说让学生吸收，促成中国整体进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此等作法，无疑地对于当时中国注入一股强心针。

修身在于修德

虽然蔡元培先生认为科学和同样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下产生的伦理学，两者对人类生活都有很大帮助。但蔡先生在教育下一代时，仍然著重于儒家精神的阐扬。修身虽无法跨越到其他文化去，但对中国社会美好德性的养成仍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故提倡修德教育。蔡先生认为“德”人后天经过锻炼所获得的。人要获得“德”便先要有判断善恶能力，是谓智。能够判断了便去实行，实行的动机是“情”。实行后进行检讨，是谓“意”，故先生主张德是智情意三者皆有。接下面言，所谓智情意便是孔子所言的智仁勇，其目的在于能够修身治国天下平。

礼为社会运行之道

古代社会把礼看的很重，它既是人与天地连结枢纽也是大臣对皇帝的制约，透过礼的运行，使得上至朝政下至乡邻社会都有一定秩序关系运行，维持了国家稳定。蔡元培先生对于新社会的运行仍然赞同用礼去调和，使布置于产生重大冲突。先生认为礼如同齿轮润滑剂一般，能使交际圆滑顺畅，带著温和气质完成交际之目的。蔡先生主张古代礼仪是中华人民之习惯，故不可全废。他认为崇尚一国之习惯也是尊重一国之秩序也。秩序要良好，其礼的本意便要以敬爱为基础，不可阿谀奉承，始于人之本然性情，才不会徒流于形式。这种敬爱之情，不只中华有，整体人类也应当是如此，古今之礼虽不会全然不变，但其心态支出发点应是不变。故先生认为中国之礼仪也可以与国际礼仪接轨。并带著谦让之心交流，是交际之原则也。

结论：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

蔡元培先生在本书最后区分了消极与积极的道德，消极道德为洁身自爱，无论何人都应该遵守。积极道德为为国家社会谋福祉。有时国家与世界福祉会相违背，蔡先生告诉我们在人道救援和其他国际事务上两者并不相违背的。当双方平等，互有谦让之心，一方是不会攻击另一方。今日中国国地位比欧美国家矮了一截，故蔡先生才提出国家需要富强想法。

伦理本处理人类幸福，虽不是科学，但与科学相似，故有一定原则方向。人在有生之年追求人生幸福，至死方休。而国家是没有期限在，国家幸福基础在人民，一代人之后还有下一代人，故国家福祉是没有停止不追求的。以此，蔡先生重新连结了个人与国家，重新诠释古代中国伦理学并试图发展新中国伦理学，自古代中国思想为基础中开显而出。

蔡先生对这些伦理学的期望，近似于一位古代士大夫或是长辈对下一代的敦敦教诲，包含了中华文化下儒家特有的人情关怀。然而时不与我，蔡先生后来专心于政务，在那时的新中国需要的是能实际帮助到国家的思想做为人行动的指导，蔡先生的想法被视为旧时代的东西，与当时主流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成为风潮。幸好胡适先生归国，带来了另一种新诠释，与当时主流不谋而合，更激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先生来北京大学教书正是蔡元培先生所邀请，历史的转折常让人意料不到，蔡元培先生用另一种方式推动了百年儒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先生之才华惋惜之感减去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