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上）
作者｜尤尔根・哈伯马斯
译者｜刘清越，英国肯特大学艺术史硕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
如今，继画家和电影人之后，建筑师终于也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得到了认可。然而，公众对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反响却不尽人意。参加双年展的建筑师们在威尼斯展示了那些在形式上颠覆了前人的先锋作品。在“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这样的口号下，建筑师们牺牲了现代性的传统以此来表现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评论员W. 佩恩特（W. Pehnt）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整个现代主义运动都通过对过去的对抗来获取表现自身的原动力：弗兰克·赖特（Frank Wright）从日本建筑中获得灵感；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则从古典主义与地中海的建筑中找到创作源泉；而没有申克尔与贝伦斯的启发，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也就不会名垂青史。”在佩恩特的文章中，他表明了一个超前的观点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状：“后现代性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形式，决定性地呈现了自己。”【注1】
佩恩特的观点指向了一种情感性的趋势，这一趋势已经渗透到知识界的各个领域并且催生出了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后历史（posthistory）等理论。总之，这是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注2】。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他所致力的研究工作正与这一趋势相对立。阿多诺是全力支持现代主义精神的，即使在试图从纯粹的现代主义中区分出一种真正的现代性时，他亦感受到了这种情感性反应对现代性的侮辱。因此，通过对当下由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所引发的疑问进行一番深究，以此来表达我对被授予阿多诺奖的感激之情，这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方法。
新与旧
那些将“现代性”的起源设定在1850年前后的学者，比如阿多诺，都借助于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与前卫艺术的视角而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让我来通过对过去这段历史的简要回顾来阐明一下“文化现代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由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详细阐述过了【注3】。
“现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5世纪末，用来区分现在——也就是正统的基督教时期，与之前的异教与罗马时期。尽管伴随著不同时代的语境，“现代”这个词一直都在重复表达著同一个意识，即一个时代将自己诉诸过去的古典主义，其目的就是表明当下正是传统更新换代的结果。不仅对于文艺复兴——“现代时期”对于我们来说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来说是这样，12世纪查理曼时期处于启蒙运动中的人们也把自己称为“现代的”。总之，只要欧洲的历史更新到一个与过去的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阶段，“现代”这个词就会被用来定义这个全新的时期。直到著名的“古今之争”（即17世纪末法国文艺界“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两种主张之间的纷争），古典形式（antiquitas）一直都作为标准而被模仿。到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完美的准则，以及知识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社会与道德方面的改善。通过启蒙运动，那些古典主义作品对早期现代人的精神所施加的魔咒终于逐渐被解除了。最终，现代性通过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立，在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中世纪时期里寻找自己的过去。在19世纪，就是这种浪漫主义产生了很多关于现代性的激进意识，同时将自身从此前所有的历史关联中抽离出来，在作为整体的传统和历史中保持一种抽象的对立。
这样看来，现代的意义在于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它自发性地对历史当代性进行自我更新——找到客观性的表达。那些用“新”风格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接下来出现的风格超越。当流行的东西变得过时，并渐渐沉淀于历史，现代就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开始与古典保持著联系。“经典”总是意味著历经了岁月的考验。那些标榜著“现代”的作品不再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创作的原动力，它们只会通过历史来寻找过去与当代的关联性，在历史中寻找当代，以此来获取自身的本真性。这样的转型方式既是破坏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在姚斯看来，正是现代性自身创造了其古典性——如今我们在谈到“古典现代性”（classical modernity）这个词时仿佛是毋庸置疑的。阿多诺反对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在他看来，“若没有新事物所激发的那种特有的主观心态，客观的现代性就根本无法成型。”【注4】
美学的现代性思想
通过波特莱尔及其深受爱伦坡影响的艺术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思想开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之后它在前卫艺术运动中展开，最终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那里达到全盛。在围绕著一种转型了的时间意识而形成的一系列态度里，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特点。这种时间意识通过前卫艺术的空间性隐喻得到了表达，也就是说，一位艺术先锋勘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将它暴露在突如其来的偶然和震惊的风险中去征服一个无法预计的未来，同时在这片从未被人勘探过的领域中为自己规划一条前进的道路。这种超前的定位，这种对不确定的、变幻莫测的未来的期待，以及对新事物的膜拜，都意味著对当代性的赞颂，而这种当代性正不断重复地催生出全新的、被主观界定的过去。这并不是简单地意味著这种全新的时间意识——它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那儿找到了自己进入哲学的道路——表达了一个社会已经被推动、一段历史已经被加速、日常生活开始被打断这样的经验。新加入在这种时间意识中的价值在于，在对物力论（dynamism）的歌颂中，与稍纵即逝的短暂性同步的还有对完美的、永恒的当下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运动，是“对真实当下的寻求”。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言，这是“最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最神秘的主题。”【注5】
这也解释了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抽象性对立，历史不再被建构成一种被规划好的、具有连续性的演变过程。独立的时代失去了它们自身的特色，取而代之的是，当下与最遥远的过去与最接近的现在都保持著强烈的紧密性：衰落立刻在野蛮、野性和原始中认出了自己。一种试图爆破历史连续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催生了一种关于美学意识的颠覆性力量，这种力量对抗著传统的标准化成果，通过对所有标准的反叛来维系自身。这种行为将道德与实践化为中立，不断编排出关于秘密和丑闻的雄辩，沉迷于通过亵渎神明所引起的恐惧，同时又在逃避因为亵渎而产生的种种琐碎后果。正因如此，阿多诺认为：“由断裂产生的耻辱是现代性用来保护其本质的封印，正是通过它，现代性断然拒绝了永恒不变事物的封闭特征；爆破是现代性的一个变体，反传统的力量变成了一个能吞噬一切的大漩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一种自我反对的神话；神话的永恒性变成了瞬间的灾难，摧毁著时间的连续性。”【注6】
当然，前卫艺术所表现出的时间意识并不是反历史的，它所反对的只是通过对标准的模仿而导致对历史的误读，这种对历史的理解甚至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解释学那里都还能找到踪迹。这种时间意识得益于那些已经被历史学家制定好了的客观过去，但同时也对抗著在历史主义实践过程中，将历史封尘在博物馆这样一种对标准的中立化行为。以相同的反抗精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通过一种“后历史”的批评方式解释了现代性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他回想起法国革命曾经用以构想自身的那种方式：“它引用了古罗马，正如时尚引用了过去的服饰。时尚对当下始终保持著敏锐的嗅觉，无论它如何在过去的丛林中晃动。”【注7】正如对于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而言，古罗马是承载著当下的过去，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捕捉“它自身所属的时代早已在一个明确的过去中形成了”的“星丛”（constellation）。这就是班雅明所建立的“作为‘现代性’的当下”概念，“弥赛亚的碎片就散布其中”【注8】。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大师，在差异的视野之间求视域融合(03/13)
从班雅明开始，美学的现代性精神就开始衰退了。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它又被重申了一次。但是紧随而来的70年代使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主义在今天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引起共鸣的东西了。即使在60年代，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一个现代主义信徒也悲观地意识到，“1967年的前卫运动正重复著1917年的前卫运动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现代艺术的终结。”【注9】通过彼得·柏格（Peter Berger）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谈论一下“后前卫艺术”这个代表超现实主义起义失败的术语。然而这一失败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它是不是意味著现代性的退位？后前卫的意思是不是向后现代性的过渡？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位享有盛名的社会学家，也是最著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注10】这本有趣的著作里，贝尔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即西方发达社会所暴露的危机可以追溯到一种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与经济行政体系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前卫艺术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并且通过现代主义的精神影响著客观世界。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诱惑性，它主导著有关无限制的自我实现、个人本真体验的需求、一种与被刺激过度的感受力有关的主观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动机的释放等方面的原则。这些原则与职业生活的规范，还有以目的和理性为道德基础的生活模式，就普遍意义而言都是不相容的。因此，像德国的阿诺德·葛籣一样，贝尔将新教伦理的瓦解，这个曾经困扰过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问题归咎于一种“对抗性文化”（adversary culture），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现代主义引起了在经济行政的理性规则下，对日常生活的传统和道德观念的对抗。
在另一方面，贝尔的这本书也指出现代性的推动力量已经衰竭了，前卫艺术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前卫艺术依旧在传播和扩大，但是却不再具有创新性。这个观点向新保守主义关于如何建立限制自由主义的准则、恢复纪律和伦理、使个人竞争力的价值与国家社会福利的平衡作用相对立等问题提出质疑。贝尔认为，宗教复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它将与准自然传统联合起来，而这些传统对批评享有豁免权。宗教复兴能够容许身份的明确划分，并且为个体带来一种切实的安全保障。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
当然，我们不可能凭空想像出权威的信条。因此，贝尔所做的分析中唯一具有实践性的结果就是一种我们在德国已经见到的情形：知识界与政治界跟文化现代性的知识份子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我引用彼得·斯泰因弗尔（Peter Steinfels）的观点，他对新保守主义向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界施加的新手法有著深入观察：
这种斗争采取的形式是，把每一种可以被当做反抗的精神都揭露出来，并且追踪它的“逻辑性”以此与极端主义的多种表现——如现代主义与虚无主义……政府调节与极权主义、批判军费开支与奉承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或同性恋权利与家庭的破坏……左权与恐怖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等因素——之间的建立起一种关联。【注11】
斯泰因弗尔在这里所针对的只是美国，但是相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被反启蒙运动思想所激怒的那群知识份子，他们的怨气应该归因于新保守主义教条自身的薄弱，而不是心理学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多多少少已取得了一点成功。新保守主义错误地将这些成功所造成的负担归咎于文化现代性上。由于文化现代性隐藏了社会现代化各个进程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文化现代性欢迎对社会推动力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在悲叹文化现代性没有揭示出针对工作、消费习惯、需求水准、对闲置时间的支配等社会结构变化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新保守主义把享乐主义、缺乏社会认同、对服从的无能、自恋，以及回避对地位和成功的竞争这些做法，直接归因于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在这些行为中只是扮演著仲介角色。取代这些不确定原因的是那些还自认为忠于现代性方案的知识份子们。可以确定的是，丹尼尔·贝尔已经预见到，在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腐蚀与已经转向大规模生产的消费主义之间存在著一种更深刻的关系。然而，尽管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贝尔也首先将这些新的放任行为追溯到一种最初在波西米亚艺术家那里发展出的反精英文化式的生活态度。显然，这只是对前卫艺术已陷入其自身的圈套所造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误解。这种误解指的是，艺术的任务是通过将社会拓展为一个完全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去实现它对幸福感的间接承诺，而这种方式早已被界定在社会的反面了。
关于美学的现代性起源，贝尔指出那段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非常激进，在道德和文化趣味方面都是很保守的。”【注12】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我们可以将新保守主义视为一种资产阶级精神回归的可靠模式。但是这种想法显然太过简单了。当下新保守主义所秉承的思想不可能是出于对一种违背其自身界限，并抛弃博物馆而进入日常生活的文化所产生的唯信仰论式结果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并非由现代主义知识份子激起的，而是植根于更基本的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应。这种社会现代化在必要的经济增长和国家行政所产生的种种压力下，开始不断侵入到社会生态系统和对历史的沟通性基层机构。因而，新保守主义的那些抗议，只是在对那些关于郊区和自然环境被摧毁、人们的公共生活形式被破坏等等恐慌给出一种尖锐的说法而已。由经济与行政的合理性标准所指引、单方面的现代化已渗透到生活各个层面，如关于文化传播、社会整合、社会化等。生活已经被给予不同的一套标准，这就为不满和反对提供了多种机会。然而，新保守主义开始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社会化进程中转移，并将自身隐瞒的那些原因投射到一种具有自治性和破坏性的文化及其拥护者中。
的确，文化的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困境。那些声称后现代性，提倡回归到前现代性，或是激进地拒绝现代性的立场都诉诸于这些困境。除了社会现代化所造成的这些不良后果之外，文化发展自身的内部视角也造成了对现代性方案的怀疑和绝望。
*本文是作者在1980年9月11日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被授予阿多诺奖时所做的演讲。
注释：
1. W. Pehnt, ‘Die Postmoderne als Lunapar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ugust 18, 1980, p 17.
2. 这段文字是本文的基本思想。
3. Hans Robert Jauss, ‘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gegenwartiges Bewusstein der Moderne’, in Jauss,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p 11 ff.
4. 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sche Theorie, volume 7 of his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 45. 对应的英文译本为：Aesthetic Theory, trans. Christian Lenhardt,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Boston, 1984, p 38.
5. Octavio Paz, Essays,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1979, vol 2, p 159.
6. Adorno, Aesthetische Theorie, p 41; Aesthetic Theory, p 34.
7. Walter Benjamin,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Schocken, New York, 1969, p 261.
8. Benjam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263.
9. Paz, Essays, p 329.
10. Daniel Bell,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Basic Books, New York, 1976.
11. 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79, p 65.
12. Bell,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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