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下）
作者｜尤尔根・哈伯马斯
译者｜刘清越，英国肯特大学艺术史硕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
文化的虚假否定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当从那些错误的运动以及伴随著现代性方案产生的一系列偏差中总结经验，而不是放弃现代性和现代性方案。如果我们把对艺术的接受作为一个例子，或许至少能够提出一种走出文化现代性困境的方案。艺术批评自浪漫主义发展至今，它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随著前卫艺术运动的兴起，这种矛盾变得更为极端化。艺术批评声称其自身具有双重角色，它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具有推动作用的补充，同时又作为辩护者，提供解释以满足公众需求。资产阶级艺术将这两种方式同时传递给了它的公众：一方面，欣赏艺术的外行需要把自己提升到和专家一样的水准；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把审美经验联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扮演起鉴赏家的角色。或许第二种方式是更加无害的接受模式，因为它可以避免由于和第一种方式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而丧失自身的激进特征。
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被当作一个专家的、自主性问题而进行专业化处理，并且不顾大众需求，必要的艺术生产就会在语义层面上退化。所有与艺术生产相关的人员（包括受过职业训练的批评家），都需要根据有效性的一个抽象标准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一旦审美经验被带入到一种个人生活的历史语境或有关生活的集体主义形式中，这种专注于一个问题、一个维度的做法就不可行了。外界普通公众，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个专家，他们与关注纯粹的艺术内部发展的专业批评家对艺术的接受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魏玛（Albrecht Wellmer）曾向我指出，一种未曾被转译为趣味判断的审美体验会改变它的自身属性。当这种审美体验涉及到生活问题，或是被当作一种试探性地要素去解释一个生活-历史的情境，它就会沦为一种语言游戏，而不再是艺术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美体验不仅使我们用来感知世界的必要解释得到了复兴，也影响了认知性阐释和规范性预设，并且改变了所有这些契机彼此相互指涉的方式。
彼得‧怀斯（Peter Weiss）指出艺术有一种具有探索性、能够指引生活的力量。当一个人处于人生的危机关头，如果此时他能看到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那么这种力量就会迸发出来。在这里，怀斯描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其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带来的绝望之后黯然回到巴黎，并期待著能够走进卢浮宫，让自己的心境和经历从杰利柯所描绘的那幅关于海难的油画中找到共鸣。我在这里说的是某种关于艺术接受的变体模式。在怀斯的《对抗美学》（Aesthetik des Widerstandes）第一卷中，我所说的这种模式得到了更清晰的描述。怀斯在书中描绘了1937年柏林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通过在夜校的学习找到了了解历史的方式，包括社会史和欧洲绘画史。他们克服客观认识造成的阻碍，把学到的知识带入自身所处环境的经验主义视角之中；而这个环境是与传统教育和现存的政体截然不同的。这群年轻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复咀嚼著他们拥有的知识碎片，直到它们开始闪光：
我们对文化的构想很少能够与文化自身呈现的状态相吻合。文化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就像一个深藏著发现和启示的大仓库。我们一无所有，带著初来乍到的恐惧和敬畏接近这个大仓库，直到最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得不独自对现有的所有给出评价；而整体的概念只在涉及我们的生活情况，以及我们的思想过程所经历的那些困难和偶然时，它才会是有用的。【注18】
班雅明AURA理论新诠释｜气息（下）：历史凝止，艺术的政治化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专家文化从日常生活的视角中被挪用了出来，并在注定会失败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初衷里，甚至在布莱希特（George Brecht）那儿，以及班雅明针对被摧毁了灵光的艺术作品的接受所进行的实验性反思中找到了得以保留的位置。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和行为科学不可能完全从面向实践的知识结构中分离出来，我们或许会在科学、知识和道德领域内寻找到类似的反思，而且，普世的伦理道德对公正问题的关注是一种抽象概念，需要和它自身最初所排斥的、关于美好生活的那些问题建立起关联。
现代文化可以成功地与日常生活实践重新建立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实践依赖于一种活的遗产，同时也会因为纯粹的传统主义而变得赤贫。只有当社会现代化也可以被引向其他非资本主义的方向时，并且生活世界可以在经济和行政体系的内部动力学之外独立地发展自身的体制，这种联系才能被成功地建立起来。
三种保守主义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目前的希望尚且渺茫。一种推动对现代主义进行抨击的风气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蔓延。在这个过程中，由艺术和哲学的虚假否定带来的失败，以及文化现代性引起的困惑都造成了对现代性方案的某种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成为了保守主义立场的借口。在这里，我想对青年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anti-modernism of Yong Conservatives）、旧保守主义的前现代性（pre-modernism of Old Conservatives），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 of New Conservatives）三者之间进行一下区分。
青年保守主义挪用了美学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它揭示了摆脱了认知和目的性的束缚，以及从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去中心化的主观性，以此和现代世界脱离。青年保守主义者把一种不可替代的反现代性建立在现代主义态度上，他们把想像力的自发性力量和自我经验，通过情感的方式置换到遥远的过去，以此在工具理性和只能通过招魂产生的原则之间建立一种二元对立，不管其产生的结果是权威还是意志，是存在的本质还是诗意的酒神精神。在法国，这种思想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经由傅柯一直延续到德希达。当然，他们都深受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尼采精神的影响。
旧保守主义者们不允许他们的思想被文化现代性所玷污。他们关注著实质理性的瓦解，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差异，以及通过对世界及其纯粹理性的质疑来进行现代理解。旧保守主义提倡一种回到现代性之前的立场（对此韦伯（Max Weber）指出了一种对形式理性的倒退）。如今，生态问题呼吁著对宇宙论的伦理观念复兴，针对这种思想，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目前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沿著从施特劳斯（Leo Strauss）那里发展起来的主线，我们可以在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和罗伯特·斯帕耶曼（Robert Spaemann）等人那里找到一些有趣的观点。
新保守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实现有著最为坚固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出于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发展与合理化管理这样的目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值得提倡的。至于其他方面，新保守主义提倡一种能够解除文化现代性内部爆炸性因素的政治。根据他们的一个主张，在指引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上，一旦科学和知识被正确地理解，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另一个主张认为，政治应该尽可能地不受道德-实践的合法化过程的干扰。还有一个主张强调艺术固有的内在性，质疑艺术乌托邦式的内涵，并且呼吁艺术的虚构特征，其目的就是把审美经验局限在个人领域内。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早期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中期的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及晚期的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的思想。随著科学、知识、道德和艺术被局限在从生活世界分离出来的自主性领域内，并且被专家进行专门的管理，所有文化现代性的残余就是当我们放弃了现代性方案之后所剩下的那些东西了。最后剩下的空间将被传统填充。当然，这些传统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将如何生存，我们就很难预计了。
我的这种类型学和其他任何一种类型学一样，都是对问题的简化。不过，对于当下知识界和政治界之间斗争的分析，或许能够提供一点帮助。我所担忧的是，带著一丝前现代主义的因素，那些反现代主义的想法开始在绿党和其他团体中站稳了脚跟。此外，在政治党派对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果，即一种后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联盟。在我看来，还没有一个党派对新保守主义进行了垄断并伤害了知识份子。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来向法兰克福，这个有著自由精神的城市表达我的感激。感谢你们把一项以阿多诺的名字——他是法兰克福的儿子，是知识份子的楷模，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没有人能像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那样塑造著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命名的荣耀授予给我。
注释：
*本文是作者在1980年9月11日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被授予阿多诺奖时所做的演讲。
18. Peter Weiss, Aesthetik des Widerstandes, 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 1978, vol 1,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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