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国系列三】神秘的民间组织　扛起两岸沟通情资分析重任

前两篇系列文提了不少台湾政府辖下的涉陆机构，但其实在两岸分治的状态下，台湾“民间”组织在千丝万缕复杂的两岸关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影响巨大，促成两岸各种历史性的一刻。

众所周知，蔡英文民进党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并对外祭出“亲美、联日、制中”做法，令两岸官方对话封闭，使得马英九时期常在幕后运筹帷幄的“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两大“民间”智库，也被瞬间弱化，打乱了这些智库担纲两岸“第二轨”的沟通角色。

那么，马英九委为重任的智库，究竟其背景为何，得以被赋予超出其“民间组织”能力之外的期待？

从“世界”走到“远景”

从历史的轨迹中，可以看出其发展端倪。

远景基金会的缘起，可追溯至1976年6月成立的“亚洲与世界社”（简称亚世社）。该社由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政大国关中心前身）董事长暨主任杭立武发起创立，因为美国对中国政策开始调整，台湾的国际地位每下愈况，而寄望成立智库。前台湾外交记者、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解释：“一方面，对台湾内部是稳定民心、资讯收集，对外则是达到国际宣传的效果。”

1978年的美台断交关键时期，杭立武就运用其个人在政大国关中心与亚洲与世界社的力量，与美国重要智库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执行长克莱恩（Ray S. Cline，曾任美国中情局台北站长）合作，向美国呈报推动以台湾安全为中心之东北亚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联合台、日、南韩成立“亚洲安全与和平联合”组织（Coalit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of Asia, CPSA），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总体战略——“海洋同盟”（Ocean Alliance）的一部分。

这弥补《台湾关系法》中华府所刻意忽略对台安全承诺，也提醒美国不要忽视台湾在全球反共布局中的重要角色。这些作为不仅看见智库发挥应有的学者学理研究，并重新建构台湾在未来国际处境的因应之道。

另一方面，从组织连结更深层的意义来看，杭立武担任政大国关中心要职，由于该中心成立时的特殊背景；加上克莱恩过去以美国学者身份为掩护，长期驻台监视蒋经国，与蒋经国发展成知交好友，这些关系网络足以显见亚世社与台湾政治中枢间关系之密切。

其次，1987年解严后，台湾开始将安全预算大幅投入新兴智库，亚世社也在其中，并招聘大学教师担任研究人员，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是中国大陆研究学者陈明。据陈明口述史，当时他曾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人选，实则担任国民党陆工会副主任，同时积极介入亚世社的运作。可知，无论戒严时或解严后，亚世社与国安单位的合作早已烙下深深的印记。孙扬明于记者访问时便透露，当初担任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一职，即透过前国安会副秘书长何思因居中引荐。

随著时间演变，亚世社也面临改组，另筹组“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协助港澳同胞的自由权益，乃至于在两岸、外交上扮演“第二轨”的角色。到了1997年，亚世社转型为“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

“习马会”幕后推手

自两岸分治以来，台湾国际地位常处在胶著状态，除了需要国际情势研析的远景基金会，处理两岸关系亦需专门智库负责，而在马英九任内，最大亮点莫过于2008年成立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

亚太和平基金会的前身为“中华欧亚基金会”，研究涉及两岸关系、大陆研究与国际关系等领域，尤其创立伊始，曾自诩为非营利、超越党派、政策导向为主的智库。

然而，中华欧亚基金会于2005年爆发间谍案，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大陆首席特派记者程翔，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华两人，向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机密情报，泄密对象为欧亚基金会副执行长薛弘义，但薛的真实身份为台湾国安会副研究员谢胜溢，官拜少将。此事引发中国大陆不满，几乎终止所有和欧亚基金会的交流。间谍案也间接显示，欧亚基金会不只是单纯的民间组织，而是具国安色彩的智库。

虽然“欧亚”交流之路已断，到了2008年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执政，中华欧亚基金会在官方主导下大幅改组，更名为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并设六大研究群组，包括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及两岸关系。同时，改由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担任董事长，网罗台湾两岸关系研究的各领域顶尖学者，运用政府、基金会甚至学者个人关系，“要将线拉得够长，网张得够开”。

值得注意的是，赵春山与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渊源甚深，两人曾是《中央日报》、政大国关中心和淡江大陆所的同事；赵春山也曾参与苏起召集的国安组智库。这凸显出亚太基金会与国安单位的特殊交情。

由于特殊的人员结构，改组后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逐步成为马英九决策两岸事务的左膀右臂。如“习马会”，两岸分治66年来，双边领导人首度会面，就被外界视为是台湾透过“二轨”向大陆释放讯息。

取材用人是关键

由于“远景”、“亚太”的历史渊源，及人事布局皆与国安单位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仍被形容为“神秘”的非典型智库。对此，孙扬明表示，“其实远景基金会的职能，与全世界都一样，包括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布鲁金斯研究所，它们都是做资讯研析，邀请学者举办闭门会议，结束后提交报告，分析这些学者带来讯息的背后含意。”

至于为何“神秘”，据不愿具名的学者说法，“是陈水扁时代，把这两智库作为情搜工具，之所以神秘，就是跟钱扯上关系。”接著，该名学者不讳言，“陈水扁时代，基本上都在拉拢日本、印度极右派，而这些人终日与中国大陆为敌——为何要用一条草绳来拴住一头象？根本不可能。”若所述为真，就不难想像陈水扁执政时期，智库的二轨交流为何无法替台湾带来保障，反令两岸、国际形势更为严峻。

因此，智库的神秘与重要性，不取决于它附属于“谁”的外围，“重要的是人”，孙扬明一再强调，“如何吸纳对的人，做出政治谈判，及有利的情势分析，才是国家智库运用策略的正途。”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即大量运用远景、亚太两智库，穿梭两岸、国际，减轻其他国家处理对台关系的心理压力。更进一步观察，马英九第二任期时，曾过境印度，也是中华民国总统70年来的第一次。不仅如此，无邦交国高层官员的访问也相当频繁，譬如，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商务部次长、主管经济的助理国务卿等，这些进展堪称是“善用智库”的成果。

对比现今的蔡英文政府，智库经营仍停留在“散兵游勇”形式，都是个人跑到对岸或国际，自称“要替蔡英文带话”，缺乏体制与规划。从远景、亚太的经验观察分析，姑且不论智库是否被设定为台湾安全“花费”的工具，实应借镜前人创办智库的精神，讲究取材用人方法，力谋让台湾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中，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