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中印在商言商　谁说龙象不能共舞？

“印将：军事重心应移至中印边界”、“反制印度！官媒曝光巨型反导雷达”、“印军狂砸千亿武装中印边境”、“学者：中印对峙可能随即再发生”……随意在Google搜寻“中印”两字，便会得出不少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在去年边境对峙中，中印双方差点擦枪走火，人们难免对这两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心存忧虑──然而，这不是事实的全部。

今年1月中旬，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迎来正式成立两年的纪念日。盘点其过去两年审批的24个基建项目中，五个在印度，位列第一，涉款高达10.74亿美元，占亚投行借款总额28%。印度目前还有五个总值11.9亿美元的项目轮候审批，是亚投行84个成员国中，提出最多贷款申请的国家。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倡议成立亚投行、为亚洲国家提供兴建基础设施的资金后，多方质疑中国旨在与美国和日本分别牵头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打对台，从而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外界亦倾向相信，素来与中国不睦的印度肯定如坐针毡。然而，根据亚投行的数据，事实显然没有那么片面。

依赖亚投行 印申请最多贷款

印度近年发展迅速，但交通基建仍然相对落后，有急起直追的必要。新德里向亚投行提出的贷款申请，恰好反映这个情况──印度获批的最大宗贷款（3.35亿美元）正是用作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兴建地铁。至于目前仍然轮候审批的孟买地铁项目（5亿美元），假如成事，将成为亚投行历来批出的最大笔贷款。

亚投行众多成员国中，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有7.7%投票权，投票份额仅在中国之后（26%），较俄罗斯和德国还要高。印度积极参与亚投行，多少令人感到意外：这并不符合外界过往认定的“中印对峙”印象。

诚然，基于领土争议、1960年代的战争、中国支持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等原因，印度政界普遍对中国观感不佳，把对方视为一大威胁，即使经济议题，也动辄以政治视角观之。例如，在野国大党主席甘地（Rahul Gandhi）去年年底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形容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印度带来隐患，“中国对蓝领工作的支配是对其他国家的根本性威胁”。

现任总理莫迪早前推行商品及服务销售税（GST），招致甘地党友、前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批评，认为这会打击印度小型企业，“（销售税实施后）我们的企业必须依赖中国进口货物，牺牲本地工作职位。”当然，甘地和辛格未必反对加强经贸合作，他们的担心与当年中国加入WTO前，很多中国人的担心一样，生怕本国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比不上他国。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对中国更是心存政治层面的忧虑。例如，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莫迪首要关注并非其庞大商机，而是担心中国透过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印度洋港口等项目，构筑围堵印度的包围网。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莫迪抵制去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同样是中国牵头的大型倡议，为什么印度追捧亚投行，却对“一带一路”无法释怀？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帕里特（Amitendu Palit）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亚投行采用多国参与、基于规则的运作模式，即使中印存在分歧，也不妨碍两国透过这个平台合作。

帕里特续指，“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模式模糊不清，参与国必须与中国磋商，从而获取所需资金，“根本不是多方参与，给人一种中国是为了符合特定利益，才就某些项目（与特定国家）进行双边磋商的印象。”

政客对华心存疑虑

不难看出，只要被政治人物认定某些项目存在政治隐忧，合作价值便会大打折扣，这亦强化了外界对“中印对峙”的既有认知。然而，单从经贸层面而言，中印合作其实从未停止，这点可从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可见。

这宗交易最终在去年10月神奇地达成，原因并非莫迪首肯，而是因为Gland创办人PVN Raju同意减少出售股份，令股权转让额不超过政府订下的74%门槛，复星因此在毋须新德里批准下，完成交易。

复星收购Gland一事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中印经贸关系的视角──印度企业和政府显然以不同方式看中国。具体而言，印企需要中国资金，而类似例子可谓俯拾皆是，特别是在创新科技领域。

“我需要持续获得资金……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竞技场，亚马逊会来，Facebook会来，PayPal也会来……我们需要外部资金，我们需要中国资金，因为中国理解印度……对阿里巴巴来说，支票金额没有上限。”印度流动支付公司Paytm创办人夏尔马（Vijay Shanker Sharma）在与阿里创办人马云会晤后，接受了对方投资。

夏尔马的话反映印度初创企业面临的问题，包括难以在本国融资，而“支票金额没有上限”的中国企业，恰好照顾印度企业的需要。事实上，在支援印度初创企业方面，中国确实十分进取。《华尔街日报》去年3月底引述香港AVCJ Research调查指，在2015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公司对印度初创企业总投资高达32亿美元，远多于同期美国公司对印度初创公司14亿美元的投资额。

除了中国资金，中国市场本身也吸引了印度企业，并为后者业务增长提供动力。例如，印度最大移动广告公司InMobi去年4月宣布，受惠于中国业务急速增长，公司在2016年录得800万至1,000万美元盈利。中国目前是InMobi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中国所长　印度所需

不少人认为，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甚至有望在可见的未来，成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再加上历史恩怨，因此存在较大竞争性。然而，单凭这种“传统智慧”，实在难以解释两国何以会出现上文所讲、经贸合作日趋紧密的情况。

说到底，中印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关系──中国在制造业、硬件设施和资金方面有明显优势；印度基建设施落后，但在软体和服务业方面较完善。

更何况，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正在争取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加上多年韬光养晦所累积的资金，由过往吸引外资转为大举对外投资，正好对应莫迪上台后推动“印度制造”、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可以说，中国所长正是印度所需，两国在经济上有互相配合的空间。另一方面，两国加强合作也有助改善贸易不均。在2016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高达510亿美元，要扭转这个情况，可行之道是增加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

帕里特则认为，中国除了市场庞大，还是全球其中一个投资来源国；印度则是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且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两国是领土广袤的近邻，无论经济还是战略层面，其中一国对另一国都十分重要。”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系主任纳拉派特（Madhav Das Nalapat）则更为乐观，他说：“只要中印贸易额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两国便会成为朋友，而这个数字相信有望在五年内达成。”

“印度和中国存在争议，这在领土接壤的国家之间很常见，但商业就是商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中心主任赵干城谈及两国关系时，表明政治争议和经济合作是可以双线进行的。的确，所谓“中印对峙”的印象其实只是存在于政治层面，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边境争议都是例子；然而在经贸层面，特别是在中印两国经济互补的情况下，深化合作仍是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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