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威尔逊《十四点》百周年　祈望和平却带来乱象

不论认同与否，自决权仍是2017年国际社会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加泰隆尼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均先后单方面举行独立公投，宣称行使“自决权”；但此权利真正走上国际舞台，就要追溯百年前的1月8日。美国前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当日公布著名的《十四点》，“自决权”就自此成就了各民族好歹不一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又爱又恨的词汇。

《十四点》是威尔逊向美国参众两院公布，舍弃中立地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件，美国的代表团亦就此14点，在巴黎和会与各国协商，冀望缔造永远的和平。

据美国历史学者博比特（Phillip Bobbitt）所指，文件中的14点，可归纳为6项政策，包括开放条约、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裁军、公正地调整殖民主张，及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全部在某程度上都参照了美国宪法。换句话说，《十四点》是美国将自身对世界秩序的理想，输出到世界的尝试，亦为美国参战的决定合理化。

在《十四点》内，最接近提倡自决概念的是第五点。原文指“关于各国对殖民地的权益的要求，应进行自由、开明和对公正的协调，并基于对下述原则的严格遵守：在决定关于主的一切问题时，当地居民的利益，应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正当要求，获得同等的重视”，所针对的是活在殖民地的民众利益，并没有指明要让他们独立成国。

但美国提出的要求明显也挑战了当时的世界秩序，由以民众利益为依归的自决，就由巴黎和会一刻开始，逐渐转变成今日我们所认识，甚至可切身感受到的自决，亦即民族自决。

 　自决的词义急剧转变

这变化当然遭到部份威尔逊支持者的反对。1919年5月17日，巴黎和会的美国和谈代表团成员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公开向总统请辞，表示和平协议是对“自决原则”的嘲弄，将令“世界各地受苦的人民带来新的压逼、新的奴役、新的支解”。同年六个月后，时任参议员的诺里斯（George Norris）则指《凡尔赛条约》“违反了自决（理念）”，后来他与布利特一样一直公开反对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

“自决”（self-determination）概念无疑是外界认为《十四点》最重要的精神，否则布利特和诺里斯都不会就此点大造文章，但《十四点》整份文本其实并没有出现“自决”一词。即使如此，自决其实仍是威尔逊主义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而后世亦一直如此认为。连威尔逊本人在公布《十四点》后一个月，亦公开指“自决不是一句空话，今次战争后每个地域争议都必需以民众利益为依归”，可见此词在他的政治理念内有多重要。

但“自决”一词空泛，加上威尔逊不能由此到终在巴黎和会上捍卫自己的理念，最终《十四点》则受到时任英国首相劳莱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影响，出现另外的解读。《十四点》公布前3天，劳莱佐治亦公布了自己版本的“自决”，将自决权的拥有者，改变成民族自决，拥权者变回以民族作单位。最终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欧洲各被占领国在战后都因《凡尔赛条约》独立，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王国等。而负责在威尔逊缺席时，代表美国谈判的豪斯（Edward House），虽然曾参与拟定《十四点》，但他更了解当时欧洲政治，愿意作更多妥协，最终达成和约，只是他并没有绝对紧守总统的理念。

威尔逊在此理念上的失败，当然与他的政治能力有限有关。当时为英国在谈判中的经济顾问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批评他的思路，“在一众欧洲领导人中显得太慢”，欠缺亲和力，对周边环境的触觉欠奉，所以就算他在和会现场也未必能在最终和约上实现他的《十四点》，最终导致被曲解的结果。

 　《十四点》和自决的功过是非

和平到来，但对《十四点》和其带出的自决概念的批评并未终结。国际关系学者卡尔（E.H. Carr）在他1939年的著作表示，“威尔逊和他的自决概念”在一战后的20年，已证明是一场灾难。卡尔在书中强调“胜利者让中欧失去和平，因为他们在一个要求国家愈变愈大的时代，一直推动一套让政经体系分解的理念”。换言之，卡尔希望在战后看到的是欧洲融合，以消除引发战争的经济因素，而非各民族自行独立。

当时中欧除了有令德国一贫如洗的《凡尔赛条约》外，匈牙利和奥地利亦分别签下《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及《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t. Germain），迫使两国大幅割让超过六成领土，促使奥匈帝国正式解体，为两国在二战加入轴心国埋下伏线。而奥匈帝国解体，让各国独立的背后原则，正是劳莱佐治认为能适用于欧洲各地的自决原则，所以卡尔才会批评“威尔逊和他的自决概念”带来的恶果。

即使在部份学者眼中，二战出现正是由当时和平方法，及自决概念所造成，但“自决”一词在日后仍然继续为人所用，甚至写入同样继承了《十四点》精神的联合国内使用。《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就写明，“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章就指“所有人及所有民族都应拥有自决权”，可见今日国际社会仍视自决原则，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及后的解殖运动亦多用上“自决”来为自己正名，至此“自决”的概念已完全变成劳莱佐治、列宁、托洛斯基等人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最终一导致大量前殖民地解殖独立，对国际社会有正面作用。然而自决权的实行难度，则在现代历史上反复验证，有些更导致生灵涂炭。

其中一宗实行自决权的“惨案”，则在今日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比亚法拉（Biafra），尼日利亚独立后政治长期由人数占优势的北部人把持，东部的伊博人心生不满，打算自立成国。但最终打算“行使自决权”的伊博人，就将尼日利亚带入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内战，最终比亚法拉独立失败，超过100万人因战乱死亡，问题至今仍是尼日利亚政府的梦魇。现今民主刚果的加丹加省，亦曾有与比亚法拉类似的惨痛经历，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冲突。

其他由自决理念产生的“悲剧”，则包括东西巴基斯坦在70年代发生的冲突。巴基斯坦于1970年首次举行全国国会选举，结果由主张东巴基斯坦，即今日孟加拉独立的领袖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领导的人民联盟（Awami League）大获全胜，但位于西巴基斯坦的执政穆斯林联盟拒绝承认结果，最终引发战争。

在战争中，大量孟加拉人逃往印度躲避战乱，造成难民潮，而战争亦出现了种族屠杀，强奸等人道罪行，死亡及被奸人数数以十万计，是孟加拉人追求独立带来的伤疤。加泰罗尼亚与库尔德人去年追寻“自决”的路途，相比以上三个个案，可算是走得相对轻松。

当然《十四点》能有今日的地位，绝不单因它将自决这一概念正式带到国际舞台。它的最后一点就成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及启发了联合国的创立，将世界各国带到一个组织内，提供更多外交渠道解决国际问题。而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此两项，则成为今日国际社会的共识，打破了百年前以贸易壁垒、保护主义建立起来的帝国秩序，让贸易串连起各国利益，建立起今日大致上和平的世界，《十四点》应记一功。

 　从未能断言成败的论述

但无论如何，《十四点》对国际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冲击，必然是自决的概念，至今一众学都难以盖棺定论。即使它曾为多地带来不良效果，它在二十世纪带来的正面效果依然巨大。如自决理念在反殖运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推进了现代国家意识的建立，塑造今天各民族、各国相对平等的状态，在这些方面，“自决”的正面意义是必须得到肯定的。而部份国家更在脱离帝国后，自立自强，活得比以往更好，这或许已间接达到了威尔逊以民众利益为依归的自决状态。

对活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威尔逊来说，任何打破殖民帝国秩序的尝试都是进步的，他更不可能预示到自决及其《十四点》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人对它们的解读方式。但无可否认的是《十四点》的理想，正以一种威尔逊不会完全认可的方式存在于现世，他提倡的自决更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恶果。只是倒转了沙漏不见得可改写春秋，活在百周年纪念的今人，或许需记起其良好本意，承传他对和平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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