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大V兔主席：人们转向平常心看待　不再简单诉诸抱怨

编者按：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但似乎开始逐步受控，湖北以外多个省份已下调疫情应急响应等级。内地大V任意以网名“兔主席”，在修例风波期间点评香港局势爆红，他昨天（23日）发表题为《疫情常态化之下的和解》的文章，分析决策者面临的两难、中国内地公众情绪的几个观察及判断等。
文章认为，当抗疫“常态化”，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这是一个面对强大敌人的复杂持久战，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应对的，假以时日，人们的心态就自然会改变，不再会简单诉诸情绪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这是一个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共同的挑战。
文章还强调，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发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够平常心的看待这个公共安全事件，并且能够加深人们对公共卫生的认识。

以下为文章全文，香港01已获公众号“兔主席”授权转载：

最近几天更新的较少，主要原因是目前公众主要关注点还是疫情，对其他内容关注有限。

而关于本次疫情，笔者的观点在一个月之前就已成型，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大的改变。笔者因此没有频繁的更新。以下报告一些观察。

一、2020年疫情及抗疫展开的历史背景

这个观点就是从稍微抽离一点的角度，对本次疫情发展框架的一个理解。这个框架就是：

2020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展开：

1、 十七年前，这个国家经历过一次烈性呼吸道传染病（SARS）；迄今，中国由上到下，从政府到社会，都对SARS的应对记忆犹新。对SARS的应对不足极大影响了今天人们的行为。但对不同社会部门的影响又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

1） 政府希望避免重蹈SARS的覆辙，“改写”中国应对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的历史。笔者也写到，这个想法使得政府更有可能重手出击，过度应对；

2） 媒体（含自媒体）希望在这一次事件里能够充分发挥报导、披露、监督作用，认为报导越自由，对控制疫情就越有帮助。但这一假设忽略了媒体渲染（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及自媒体的作用）可能带来的加大恐慌负面作用；

3） 很多民众仍然是通过SARS来理解COVID-19应对的：政府存在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失职，且这种失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到已经难以挽回时，再重手出击抑制疫情。

2、 民众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知非常有限，处在普通感冒和SARS的两级，只有通过切换到SARS模式才能重视，并改变自己的防控行为。

3、 民众对政府有极高的期望，认为政府应当解决一切问题。疫病防控是非常复杂的，要在信息不确定、不完整时做出重大决策。决策或早，或晚、或太温和，或太激进，其中必有得有失，事后都是可以批评的。施政肯定是困难的。但民众并不打算“理解”政府决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不打算包容不理想的结果，而只是对政府提出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如果结果不满意，就会愤怒，就会要求相关人员付出代价。这是“大政府”下的子民，是有数千年历史中国体制的结果（即便在香港这样由西方殖民一个半世纪的华人社会，市民的想法也没有任何差别）。

但即便如此，绝大部分人能够分辨：

1） 政治／体制与具体公共政策的区别；

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

所以，承载批评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更广义的地方层级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或一切享有公权力或义务的泛政府背景机构。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展开了2020年的防疫抗疫。

笔者的叙事一直是：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一直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中进行重要的决策。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对COVID-19的流行病学基础（包括传染性、严重性等最重要的信息）尚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决策者面临的两难是：

- 如果认定疫病非常严重，就要强力防控，并承担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如果事后发现疫病本身并不那么严重，就有过度反应、“矫枉过正”之嫌；

- 如果认为疫病并不严重，则只需要适度防控，这样经济代价会小，风险就是最后发现疫病非常严重，造成巨大的社会、公共卫生乃至经济代价。且这种估计立即会被认为是瞒报、草菅人命，负面影响巨大。

显而易见，经历过2003年SARS，又处在新时代，政府不能承担错误低估疫病严重性所带来的风险，只能按照最坏的情景（即疫病与SARS一般严重）进行超常规应对，希望在短时间内消灭疫病。而在中国体制下，这种防控就需要全面启动、打开覆盖到中华大地每一个毛细血管的官僚体系。

在描述当代中国政府面对的经济及社会管制悖论时有个说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2020年中国防疫时遇到的挑战。

强力出击防疫，及可能“管死”，使得社会被冻结、停滞，经济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一旦放松防疫，立即就会“乱”掉：正常开工，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但防疫就跟不上了。

笔者以前在英国生活的时候，在一些酒店或公寓用洗手台的水龙头。一边红色标记是热水，一边蓝色标记是冷水。然后，红色水龙头的热水巨烫无比。然后蓝色标记水龙头就是刻骨冰水。早上洗脸时打开无论哪一边都很崩溃，需要来回用手在热水与冰水水流的冰与火事件切换。这就是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

影响我们行为的就是两大因素。

一是COVID-19的严重性。到底伤害性有多大。重症率、危重症率、致死率到底是多少？传播性到底如何？如何将其与SARS及季节性流感或严重流感（例如H1N1）进行比较？认为COVID-19越严重，则防控举措越严格，认为COVID-19越不严重，则防控举措越松。

而由于我们的认知完全取决于对病例的分析，因此是逐步展开、动态进行的。

二是COVID的传播性。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地方有多少人确诊，有没有社区爆发。确诊人数越多，防控举措越严格，确诊人数越少，防控举措越松。

中华大地无数个城市与地方，都在伴随我们对疫病了解的加深，在“冰”与“火”之间动态切换。

笔者以为，一线城市更有可能进行精细化管理，平衡好复工与防疫的关系。这与政府治理水平与市民知识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而三四线城市往下及农村就不一样了，一旦疫情趋缓，意识就更有可能松懈，生活马上回复正常，然后暴露在疫病传播的风险之下。

笔者比较关注疫病的复杂性、公共卫生及公共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难点，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笔者相信，2020年COVID-19的抗疫，不但会载入中国公共卫生的史册，改变中国公共卫生的社会认知与制度，而且可能对全球公共卫生产生持久影响。

二、抗疫的“常态化”

通过朋友圈和微博观察舆情就可以知道，尽管公众的聚焦点仍在疫情，但最近几日都没有太多的集中关注热点，更没有特别火爆的公众事件。目前主要的公众关注点似乎是“外部化”例如停泊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感染事件及日本的应对、韩国的疫情爆发等等，对国内抗疫当然也十分关注，只不过比较分散化。

笔者对中国内地公众情绪的几个观察及判断：

1、越能发现其他国家在防控上的不力、无助、困惑，越能帮助我们认识COVID-19的复杂及中国政府应对的不易（原来国外也束手无策）

2、 如果其他国家出现一定程度数量级的本地爆发，能够增加我们对COVID-19严重性的认知（这个病确实厉害）以及对中国政府应对成果的认可（看来中国政府做得还行），这个心态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与自己政府的“和解”

3、 越是通过各种新的医学报导发现COVID-19的复杂性，越能理解政府应对的不易。（这两天人们所关注的，治愈后患者仍可能带毒且传染他人并需要隔离就是这样的例子）

4、 同时，越是看到疫病本身及防疫工作的复杂性，就容易相信：在12月份，也许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根本扭转这次疫情发展的时点或事件。事后的抱怨和批评和诸葛亮点评固然都可以进行，但也许并无建设性。

5、 越是发现COVID-19可能变成一个长期存在，在最严的防控下都不能在短期内被消灭或杜绝，就越有可能客观的看待防疫，并将防疫看成是社会的事，自己的事，乃至人类的事，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事。

6、 距离春节越远，复工复学的诉求及压力越大，越是影响自己的利益，越能将防疫看成自己的事，社会的事，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这与春节时期一家人待在家里抱怨政府的心态是不同的。

7、 越是亲历复工，越是体会到复工（生存、领工资）与防疫（保命、防止全家被隔离）这个冰与火两重矛盾调和的不容易，就越能体会到防疫工作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不易。

8、 这次防疫过程中，抗疫不力的官员很多被撤换。考虑到疫病的复杂性，可以判断，他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直接负责。但看来目前我们体制的精神是，只要出了问题，负责官员就要承担责任，付出代价，而不问具体（“你有你的难处，但情况就是这么情况，你得走人，解释没用”）。这个取态对疏导民间不满情绪是有极大作用的。及时撤换官员看来是一个处理公共关系的良策，估计这种做法以后会更加常态。

简单的说，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这是一个面对强大敌人的复杂持久战，确实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应对的，那么假以时日，人们的心态就自然会改变——不再会简单诉诸情绪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这是一个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共同的挑战。

因此，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发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够平常心的看待这个公共安全事件，并且能够加深我们对公共卫生的认识。

中国社会对COVID-19在经历一个集体的心理历程，从一开始的“拒绝”，到“怀疑”和“抑郁”，到最后的“接受”。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集体进入“接受”状态。这个接受，就是把COVID-19“常态化”：社会对它由最初的大恐慌，发展到认为它是一定程度可控的，再发展到承认必须与它进行某种程度的“共存”。

对抗COVID-19是一个非常罕见、“难得”的社会公共事件。笔者以为这次抗疫一定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可能推动社会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推动公共卫生应对能力的提高，也可能推动整个中国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高。

这就是坏事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