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内地大V兔主席：港医护罢工与反修例运动一脉相承
编者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香港已有15宗确诊个案，医管局员工阵线今（3日）发起一连5天罢工，要求政府立即封关。
内地大V任意以网名“兔主席”，在修例风波期间点评香港局势爆红，他一连发表2篇文章，讨论如何看待香港医护罢工要求封关。首篇文章中指出，封关和罢工两件事应分开考虑，封关是技术问题，可以探讨，但医护人员罢工涉及道德准则问题，绝对不能接受。
第二篇文章则着重谈论今次医护罢工与2019年6月爆发的反修例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甚至一脉相承。作者认为，两者皆具反民主性，表现出参与者对政治及社会运动概念的理解极度肤浅，为自己的胆小龌龊寻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并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以下为《如何看待香港医护罢工要求封关（二）医护罢工与反中运动的相似之处》文章节选，香港01已获公众号“兔主席”授权转载：
一、反民主性
医护罢工是一种危及最无辜最弱势群体生命与健康的软暴力，因此与一般行业的罢工还有不同，与去年暴徒打砸“死物”也有不同。医护罢工已构成针对人身的软暴力。在疫情之下罢工，就是为了增大伤害。
这种行为模式如果推广到其他行业，则士兵可以当逃兵，警察可以不执法，消防员可以不救火，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凭借自己特殊的职业身份及对资源的主导，去要求社会强迫满足他们提出的某项公共政策，这时，社会正常的理性沟通、民主讨论、合作协商机制都无法再进行，而是陷入各式各样的胁迫。如果社会就范，就是受制于少数群体暴政。显然，这种利用特殊地位进行罢工要挟不但违反民主原理的，而且伤害民主运行。
但笔者以为，香港没有成熟民主社会所必须的运行机制，非但没有抵制和排斥这种反民主行为的能力，甚至市民对此都不会有任何意识。因为笔者以为，这只是一个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的东亚权威主义社会而已。
二、对政治及社会运动概念的理解极度肤浅
医管局员工阵线也一样。他们将自己的罢工描述为“产业行动”，这是劳工行动的舶来概念。他们打算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特定行业劳工利益的，是工会行为，但不涉及更广泛的意义。
要指出，“工会行动”与更广泛意义的政治参与是不同的。合理的“工会行动”应当只针对自身行业的利益与福祉，典型议题包括薪酬、假期、劳动保护等，一般只与雇主进行，偶尔也会针对特定领域的政策制定者。更广泛意义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就超出自身行业的更广泛议题做政治表达。比如说，如果医护人员去年参加修例运动，就属于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但这次医护罢工的核心诉求是对内地“封关”。封关涉及到大量其他行业及领域的人群（包括大量往来内地与香港的本地人），影响到各行各业（例如各种基层经济），是一项典型的需要由公众集体商讨、公共治理者考量各方面利益下决策的公共政策。全香港社会公民和利益攸关者都应该有发言权。虽限制入关人流是一个大的共识，但不同行业、群体、利益攸关者的具体立场和政策建议可能是不同的。
这首先就不应当由医护这样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来决定（何况他们只占医管局医护群体的十分之一），更不能接受他们通过罢工行动来挟持。而把这种只对广义公共政策的激进行动视为工会的“产业行动”也十分可笑，从上到下透露著无知。
去年以来，整个香港反修例运动里，年轻人滥用各种他们完全不了解的西方舶来概念，只求给自己贴上好看的标签——从“公民抗命”、“非暴力”， “言论自由”、“人权”、到“法治”。
三、为自己的胆小龌龊寻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戴口罩上街。他们只是不敢暴露自己身份，不愿意承担责任，希望随时能够回到正常社会而已。因此，选择以匿名的方式参与运动。对于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者而言，“口罩革命”的背后就是一群小丑和懦夫。
但他们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正名，称自己面对的是“最邪恶的暴政”，一旦身份暴露就会在日后遭受各种折磨，在对抗如此强大的邪恶力量时，为了保护自我，保存“革命火种”，戴口罩是必要的。这就为懦夫行为找到了光明正大的借口。
这次医护罢工，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是贪生怕死，临阵逃脱，充当逃兵。 在正常社会看来，在抗疫最关键时刻（也是社会最需要医护的时候），医生离开家人，冒著个人危险，前往一线救死扶伤，一方面令人感动和敬佩，一方面也是应该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他们的天职。大年三十外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在内地唤起的就是这种感动，是一种正能量。
对于香港年轻医护来说，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他们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天职，不愿意冒个人风险。笔者相信，在私下，即便是最勇敢的医生也不希望落入这种境地，但他们知道这是天职，是应当做的事情。而香港医护可以公开地对自己陷入这种境地进行抱怨。
他们不断地说，“医务罢工并不是贪生怕死”，“不是临阵逃脱”，“这是我们的天职”，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和反修例运动的“手足”们戴口罩一样，这仅仅只是没有担当、胆小、懦弱而已。但还要给自己找光明正大的理由。
理由有二，一是这次疫病是输入性的，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没有关系。他们不认为自己救助中国内地病人的业务，不希望救治中国内地输入的病疫（无论内地人还是港人），同时更加不会对中华大地抗疫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支持，完全认为这是其他国家的事情。二是认为疫病是“人祸”，是妖魔化的内地政府的责任导致。不应当由无辜的香港医护买单。
医护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问病人身份，不问病患出处。这是基本道德原则。香港这些医护却能公然地将这些病患出处作为罢工的理由，还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者，并伪善地说自己愿意承担天职。真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笔者眼中这就是一群龌龊小人。
四、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医管局员工阵线在提罢工时有一句话不离嘴的，就是“一切责任都在政府”，“我们是被逼上绝境”。他们知道自己罢工行为是不妥的，因此就无时不刻不在为罢工找理由，将全部责任推到香港政府身上。
在反修例运动中，当激进示威者大肆破坏，打砸烧并“私了”异见者时，也会认为一切责任都在政府。一个刚刚打砸完交通灯、破坏中资商舖、对警察扔汽油弹的“勇武”会声泪俱下的说：“是政府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如果香港还有未来的话。”
五、“你的革命，他们埋单”——除“港奸”的“揽炒”思维
在所有的政治抗议活动里，往往成本代价都是由其他人承担的。例如反修例运动，驱动者是年轻人及中产，最后成本代价由基层经济的业主及雇员承担，伤及的是弱势阶层。医护罢工运动，伤及的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病患群体。为了给自己道德洗地，不但要把自己卑劣的行为和光明正大联系在一起，并且还要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受害者，打成是香港的敌人。
在整个反中运动里，“抓港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在反对派看来，“港奸”就是因为“自私自利”、懦弱，或者利益熏心，而没有站到反中的阵营一边。他们要么“收了内地的钱”，要在内地做生意，或者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反修例事业所影响（例如“三罢”时还要坚持为了自己的饭碗上班）。反对派认为这些人是香港的敌人。所以，相对于内地而言，被认为是代理北京的港府和港警才是更大的敌人。
“揽炒”思维是一样的。不让你开店、返工，都是为了你的前途。香港的前途，是帮助你更长远的利益。你只是因为自私和蒙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香港社会的长远未来。香港社会就是因为你们这种自私的人的存在，所以没有未来。
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这时还吵著嚷著要去医院看病，反对医护罢工的人，就是香港未来的敌人，就是港奸。对这群没救的人只能“揽炒”。这种思维和反修例运动一脉相承。
六、“市民表示理解”
医护人员如果真的长期罢工，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行，笔者相信市民也会反对。但如果只是短期的罢工，尽管道德扭曲，严重违背医护伦理，并且为少数人绑架社会这种做法打开了窗户，但市民不会觉得有甚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