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当“真普选”被视为救命草 京港未建“真沟通”
回归二十二年来最激烈的社会抗争，使世界各地不少人骤然发现，香港已不再是那个秩序井然的自由港了。香港究竟怎么了？经常走动于陆港两地的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直言，近两届特区政府打着挑战既得政经结构的口号上台，但无所作为，使民众彻底失望，继而寄望实现普选以改变现况。他又指出，民怨沸腾背后，还有港人在现时强调“一国”的框架之下，日益看不清香港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因而产生了强烈焦虑。
香港01：虽然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因由是反修订《逃犯条例》，但背后的怨气和怒气，有对港府不作为的不满，有对中央干预相关事务的反感，也有来自住屋、就业压力等。在你看来这股怨气和怒气究竟是怎样一步步积累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林朝晖：事情的大背景当然可说是大家对经济、民生很多问题有怨气，但我觉得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两届政府彻底失望。无论是梁振英政府还是林郑月娥政府，都让香港市民看到，一开始打着重视民生，要为香港人解决问题的口号，特别是要挑战“地产霸权”，挑战整个政经结构、土地问题，可结果是什么承诺都没做；反过来在大湾区规划等陆港融合红利未见前，率先挑起了港人长期以来对两地法制不同的恐惧。简言之，港人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修订《逃犯条例》只是一个触发点，但可以明显感觉到港人的恐惧。泛民主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想拒绝快速融合，就得支持反修例。有了这样的二元选择，特区政府的技术解释根本不重要，都诉诸了纯粹的恐惧和恐慌。这种恐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回归第一天就有。不过回归至今也不是没有好转过，2005年中央很多惠港政策，民生也能看到变化，港人感觉与中央是同心同德，民意自然跟着涨上去了。但后来民生状况转坏了，而且民众感觉到的是“一国两制”下愈来愈强化“一国”，甚至提出所谓全面管治权，生活上的压力带来的排拒和恐慌不断累积，就到了今天这地步。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港人不少都感到在现时强调“一国”的框架之下，香港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在哪里，愈来愈模糊和看不清，产生强烈焦虑。
香港01：香港今天面临结构性难题和治理困局，北京难辞其咎，但一味把问题都归咎于北京，会不会有点盲目和偏颇，而且容易使更本质的原因被忽略？
林朝晖：修例虽然不是中央推动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特区政府推任何与两制相关的事情，都必然会被市民将事件与中央扣连在一起。特区政府这次估计也没有想到会让中央陷入如此尴尬和骑虎难下的境地。即便如此，中央在这个事情上能否有角色？我觉得应该有的。中央政府作为“一国两制”里最重要的主体，也是特区政府的监督者，如果认为这个方案是影响整个大战略和大方向的，就应当出手阻止。这个阻止不是说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是作为监督者很重要的职责，确保“一国两制”按照既定大方向走。就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讲话中说的，我们先民生，先放下政治。既然大方向定好了，香港也期待更好的民生，那是否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重启政治性的议题？战术若然有错误，是不是应该适时调整？总归一句话，特区政府把中央绑上了“战车”，结果各方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机制去处理。
香港01：走上街头的年轻人的诉求和口号，都是政治性的，实际的民生问题并没有直接喊出来。
林朝晖：为什么大家不会喊那么实际的要求？喊了又怎样？现在香港的自我修正机制很有限，大家也不会指望这一届特区政府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里，可以做出什么改变。所以香港市民才会多年来很急切希望要普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特首是通过普选的方式选出来的时候，才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声音才会被听到。所以你说为什么不喊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是因为香港年轻人觉得整个政权或者整个政府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这个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喊再多实际政策诉求也无济于事。
香港01：有了普选，这些问题就能顺利解决吗？
林朝晖：民主大概不能够治百病，但至少会逼着候选人要获得你的支持，就要替你做实事。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不管哪个候选人，敢出来跟地产商敌对吗？没有人会敢。而且立法会里面功能组别占了一半，当你所有的方案都需要商界支援通过的时候，你会做跟他们利益有冲突的法案吗？
比如这次修例，商界代表很不满意，结果林郑只能寻求中央的帮助，要不然中联办怎么约见那么多的政协、人大、商界代表，通过北京来捆绑那些票，用中央的权力来压这些人？这导致的局面是，要不取悦商界及建制派来确保法案通过；要通过一些逆着商界利益的法案，就不得不寻求中央出手whip the vote（箍票）。
香港01：香港不是没有普选的机会，而是自己否决了。因为不信任，所以不断恶性循环。这里面有北京涉港机构，有特区政府，还有一些智库和媒体的声音掺杂其中。
林朝晖：当时香港有很一大部份市民希望一步到位，希望中央政府撤走所谓的提名委员会，但是我相信当前会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所以，保留提名委员会然后再普选，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却也是折衷且可行的方案。中央政府也给了很明确的承诺，当时三位对港部门的主要官员都出来用粤语说“袋住先”，这个话说得很明白，就是以后会更好。我觉得不用去怀疑中央政府给普选的诚意。至于现在的恶性循环局面，也很难要求香港市民去理解。
你点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整个治港体系内层层叠叠，谁都掌握不准。但有一点，特区政府是拥有较高自治权的政府，尽管中央不少讲话提供了战略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尊重港府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对港部门权力有限，特区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有时候理解不到位，所以沟通机制就显得很重要。
这个沟通机制不仅是中央与泛民的沟通，中央与港人的沟通，对港部门与特区政府的沟通，也不是为了某个具体事务比如一地两检才临时设立一个小组，而是长期的协调和沟通。比如说特区政府明明有驻京办，在内地的体制里它扮演很重要的沟通角色，但香港驻京办主任在政务官体系里只是首长级第六级，这等级在北京叩门，叩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想理你，等于是处长，处长在北京只是一个部长的秘书。
香港行政长官也只是个部级官员，派个首长级第六级的担任驻京办主任，每周给特首办写所谓的驻京办主任报告，有用吗？有效吗？我经常说驻京办主任应该是政治委任，下面还需要有个智囊团，掌握北京的风向。“一国两制”内如何体现一国、维护两制？中央在香港有中联办去了解香港、处理香港问题，特区政府也有责任有一堆人专门在北京了解北京，问问北京的看法或参与在北京的对港决策过程，最起码也应该有人懂得用内地听得懂的话把香港实况及难处与高层沟通。
这不是说互相去干涉对方，而是在政策酝酿阶段多听一下各方的看法，促成更多央港官民交流，这是加强沟通，也是一个好事。有时候港人也会觉得中央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话语很不接地气，用内地那一套跟港人说话是听不懂的，为什么不能调一调？特区管治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把这个制度完善，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旦有了政治危机，每次又只好搬出境外敌对势力来推搪本质问题。
香港01：说到底，香港始终未完成去殖民地化，而国民教育缺失也造成认同感危机。
林朝晖：这两点是根深柢固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好的时机，好的方法去修补这两个问题？曾经有过时机，始终没做好；每次战略对了，战术每次都错。
香港01：回到这次的修例风波，也明显能感觉到“战术”错误带来的伤害。
林朝晖：没错，我觉得这次修例至少有三个很大的伤害。第一，能感觉到中央政府一直想重视民生，希望香港有一个平稳的局面，政治纷争可以少一点，两边的势力都往中间走。经过这次修例风波，不仅会给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甚至2022的特首选举带来很大影响，整个局面又会重新极端化，影响甚至打乱了中央对香港的布局。
第二，修例冲突让港台真的扭成一团。之前“占中”事件一直说港台之间会扭成一团，我觉得有点过度了，但是这次台湾不只在民众层面，各个政党和有意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都在回应，有捆绑台湾大选的趋势。要知道，香港问题一牵扯到两岸问题，就会更加复杂。
最后一个伤害就是政府硬把警察推到第一线去平息反修例风波，政治问题应由政治解决。让警员成为发泄对公权力不满的主要对象，这样不仅不公平，而且一旦特区政府习惯了这套做法，可能对香港法治造成严重冲击。市民会思量，原来作为正义象征的警员是会这样强硬对待市民的，人们也会更恐慌。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需要可信任可敬的执法者，才是完整的。林朝晖认为，香港政府应加强驻京办角色，掌握北京的风向，并切实向中央反映香港景况。
上文节录自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的《当“真普选”被视为救命草 京港未建“真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