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好戏量创团艺术总监杨秉基:港青对内地有很大对抗情绪
“六四”事件踏入29周年,《多维新闻》为此推出系列专访,邀请当年的学生领袖,参与者、旁观者等,探讨中共始终惧怕面对这段历史的原因,以及他们如何回首看待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本文访谈对象为香港剧场工作者、2015年十大杰出青年,独立剧团好戏量创团艺术总监杨秉基。最近,杨秉基正在做一些围绕六四这一主题的艺术表演,但观众中很少会有年轻人。在杨秉基看来,如今香港年轻人已很少关心六四,这和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的逐渐撕裂有著巨大的关系,许多年轻人认为六四是内地发生的事情,与香港无关,所以并不关注这事件。杨秉基认为,香港与内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香港人因为这个事情是在内地发生的而不去关心的话,是不公平的。以下为访谈实录。
问:最近你们在做围绕六四事件的表演,这个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杨秉基:做六四这个题目的表演,我们是蛮伤心的,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少的香港年轻人会去关心这个事件。为什么我常说要去基层演出,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在基层。现在的年轻人对内地有很大的对抗情绪。他们会觉得六四是内地发生的,不是香港的事情,所有在内地发生的事情都是和香港没有关系的,这是香港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当我们表演六四主题的节目时,我们的年轻观众就完全没有来。反而,当天有两位出生在六四事件后的来自广州的年轻观众,来我们“一人一故事主场”上,分享他们对六四的感受。
但是在香港,反而所有与内地相关的事情,都变成了对抗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支持去平反六四,因为六四是内地的事情。这是让人非常可惜的,香港所有的大学,没有学生会会去支持平反六四。 这个事件是影响整个中国民主进程的运动,当年的年轻人站出来,希望中国可以有民主的制度,希望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健康、民主的制度来解决。
我不太同意内地的民主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是没有关联的,我们彼此是唇齿相依的。只有内地享有了民主,香港才有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内地工作,会把剧场带去内地的不同的地方,去和不同的年轻人们分享。 我不否定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香港很多人不会这么认为。
我们每一年都会围绕六四,进行街头的表演,我们会在维园的外边进行表演,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香港如果觉得这只是内地的事情而不去支持的话,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在1989年的时候,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内地的民主运动?有个非常现实的事情是要香港人面对的,就是1997年的回归,大家也很担心自己的前途会怎么样。所以希望在1997年来到之前,内地有民主,那么香港回归后会相对好一些,我相信这是当年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六四那些学生其实也是为了香港人牺牲的。虽然六四已经29年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初心,初心不应该是自私的。每一年,在香港,我们都会做关于六四的活动,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资助我们的单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的平台,会觉得我们的戏剧很政治化。
但是我们不可能只为自己著想,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很简单的表演,这也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对这些死难者悼念,也是为了现在还在关心这个事件的人有一个空间,和他们分享,虽然我们知道关心这个事件的人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国力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我们希望人们能有更多的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问:之前你们也有想要演出内地著名作家沙叶新的话剧作品《自由女人》,其实沙叶新的作品很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自由女人》也是六四相关的剧本。你怎么看看待将艺术在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议题中的作用的?尤其是香港的艺术创作对一些内地的政治事件的所产生的影响。
杨秉基:我们本来会在2014年的时候要演出沙叶新先生的剧本《自由女人》,但是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演下去,就是因为资助我们的单位是有官方背景的,他们因为这部剧本停止了对我们的赞助。香港的权力都是来自政府的,我们在没有资金、没有权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完成演出的,这是我一直很愤怒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沙老师的《自有女人》演出来,希望在明年六四事件30周年的时候能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场地,政府不给我们场地和资金,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间去改变处境,当然,也许他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来限制我们的演出,我知道香港可以争取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继续下来。
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香港人在表达政治意见时候会更加谨慎,而内地有时候尺度会更加大一些,我在内地坐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人们会发表对政府的批评,然而在香港,人们就会给自己设限。就像《自由女人》的剧本,其实审查的部门根本没有看具体内容,就直接禁止演出了,这就是一种自我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