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三年反思・三｜都是地方政府的错？

日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布“卢沙野大使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交流实录”，因该交流实录内容涵盖广泛且不避敏感问题，故很快刷屏。在谈到上月底中国内地爆发的反封控抗议时，卢沙野大使将其归因于“有的中国人被外部势力收买”、“外部势力很快抓住机会进行政治化操弄”、“可以从中清楚地嗅到近些年在发展中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味道”，且对于外界将此次抗议与八九事件相关联进行了驳斥，“这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毫无关系，是有人故意把两者联系起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企图”。

除了外部势力，卢沙野大使同时提到了地方政府的问题。“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无措，又回到依靠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来，这就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各地的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是要放松疫情管控，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

而面对记者追问“他们（地方政府）是想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吗？还是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分歧？”卢沙野大使则重复了前面的回答，“不存在什么‘挑战’，而是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正确理解中央政策。他们有些思维定势，没能及时准确领会‘20条措施’的精神要义”，“一些地方政府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央政策。以前的政策导向是严格防控，这次中央要求放宽，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准确理解。”

诚然，不管是将“白纸革命”定性为外部势力操弄，还是将防疫乱象归因于地方政府，给出这样的答案，既取决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也与对话人和场景直接相关。换言之，卢沙野大使践行了作为外交人员“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的基本操守，也连带出了更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中国现行官僚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究竟该如何良性互动？毕竟，从早期武汉疫情地方政府的瞒报，但后期各地在防疫问题上的层层加码、一刀切，最终都需要回归到“央地关系”的本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接受《香港01》记者专访时，即提到了疫情早期地方政府做法背后的深层问题。“地方政府和官员在遇到不明公共安全风险的时候，他们的行为特征是什么？根据以往研究和本次观察，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面临风险或出现重大事故和危机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一种行为倾向，就是倾向于‘自己处理’。这次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地方政府和官员不是不做事，事实上，湖北、武汉政府特别是卫生管理机关出台很多文件，他们对疫情的反应很快。但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地方政府面对危机情况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没事人一样的如常召开‘两会’，管控疫情讯息，比如要求层层审批相关病例的报告就是一个案例。这里面的逻辑，就是‘自己解决’。而悲剧在于，以往这么做也许是对的，但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惨烈的新冠肺炎疫情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终于酿成大祸。”

到了后期，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反对防疫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成为官方语境中的高频词。可一边是中央反复强调和要求的“坚决杜绝”，一边却是各地不断曝出的引发民怨沸腾的层层加码、一刀切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事实上，对各地方政府而言，并非不知道动态清零、精准防疫的要求，但在严厉的问责制和“以结果为目标”之下，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所以只能路径依赖式的封城、静默。此外，也不得不承认，中央在一些政策引导上，可能也在变相加剧和“鼓励”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内容可参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顶层设计之问》）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治理研究人员对《香港01》记者表示，实际的政策落实中，会形成一个多重博弈结构，这里面实际涉及到三到四个层级的政府，而且还有其他地方案例的调节影响。对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把手来说，既要看中央政策，也要问省里意见，还要看其他市出问题后的结果。所以在落实上，越是层级高的地区，比如直辖市，就越是大胆，因为他们的书记是参加了决策层会议的，有这个底气。而其他县市，为保险起见，都会有一个观望过程。

回看改革开放至今，不同阶段中央地方关系都会暴露出不同层面和程度的问题，其中既有政治逻辑，也有利益逻辑、经济逻辑，并非单向度的原因可以解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无疑是央地关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集权。但任何改革都会有两面性，今次因防疫暴露出来的央地关系问题，并非简单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错”可以一概而论，背后有着更为长期的制度性根源。放在疫情三年的大背景下，对于央地关系的追问与反思，尤其不能停留在“都是地方政府的错”这样的表面上。否则，不仅武汉早期的瞒报无法避免，后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概率也将卷土重来乃至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