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三年反思・二｜“吹哨人制度”何以可能？

北京时间12月12日，中国讯息通信研究院在通信行程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通信行程卡”又称“行程码”，利用手机大数据，用户可以查询过去7天曾到访过的地区和城市。

在疫情这样的非常态下，为便于更好进行追踪与流调，官方推出了包括“行程码”在内的各种大数据工具，比如健康码、核酸码、场所码等，随着中国放宽防疫政策，“动态清零”走入历史，接下来这些“码”想必也会很快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当“行程码”下线的消息传来，很多人通过截图等方式记录及告别，因为伴随了人们三年的行程码、健康码等，的确已经成为人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过去三年人们还有其他共同记忆，比如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武汉疫情早期，李文亮因在微信同学群中提醒大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近期尽量不要前往”，而被武汉警方微博“平安武汉”以“散步谣言”为由查处。后来虽然李文亮得以“平反”，但在2月7日，重返医护岗位的李文亮却染疫去世，年仅34岁。

李文亮去世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受疫情所困的人们就会去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既悼念李文亮医生，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当疫情满三年，当中国经过艰难努力终于放宽防疫政策，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发表于2020年2月1日，写着“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目前这条微博转发量为30.3万次，评论量100万+，点赞448万次。发表于此前一天的微博，也跟疫情相关，讲述了自己在同学群里发布提醒消息、收到训诫书以及感染的过程，并在最后写道，“在病房里，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此我想特别澄清，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该条微博转发量32.8万次，评论量27万，点赞量198万次。其余的微博，虽然与疫情无关，也有不少网友留言与转发。

在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来自中国各地的网友诉说着自己的心情，或者只是简单道一声“谢谢”。比如来自山西的网友写道，“李医生，疫情三年了，还是没消失，但是现在不管控了，放开了。保佑我们都能平安健康的度过难关。”来自四川的网友写道，“李医生，三年了，也许我们胜利了，也许我们没有胜利，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来自北京的网友写道，“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来自内蒙古的网友写道，“三年了，虽然疫情没有结束，但是能从以前的重症变成现在的和感冒一样的轻症，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谢谢你李医生第一个吹哨人。”

除表达感谢之外，以李文亮事件为载体，推动吹哨人制度不失为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也是疫情三年之际需要思考的制度建设。疫情一周年之际，《香港01》记者在武汉实地调研采访，期间在武汉大学采访了秦前红老师，作为法学家，秦前红始终在强调防疫过程中的法治问题。而在提到李文亮医生时，他建议应该建立吹哨人制度，“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尽管我们政府有一套系统触摸社会，去了解或掌握社会状况，但还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失效，还是应该考虑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规范的预警系统，能够在遇到事情时把讯息发出来，然后政府和大众能据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时的反应，这有什么不好呢？”

所谓吹哨人制度（也叫“吹哨人法案”），简言之就是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因知情人往往是内部人，所以能够尽早发现问题，吹响哨声，大幅度降低监管成本。

SARS之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套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应对流程、组织专业人手、资源与装备的后勤补给、相应的行政措施、领导决策、司法支持等在内的防疫机制。同样是在非典之后，中国开始筹建生物安全领域的顶级实验室P4实验室，并最终于2015年1月宣布建成。传染病监控系统也于2004年得以重建，中疾控还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计算器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硬件都已经齐备，关键是谁来“吹哨”。在不断完善体制内响应机制的同时，不妨也给予知情者更多空间和权力，在这一点上，国家和个体层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应该成为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