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北美模式非“历史的终结”　中国给了不一样答案︱专家有话说

编按：当“中国式现代化”出现在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后，引起世人对此说法的好奇与关注。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外乎从西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对比着手，以及向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脉络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求索。台湾学者吴启讷授权《香港01》转载的这篇文章，即以浅显直白的语言，破除了西方现代性视角看待现代中国国家形成道路的认识误区，同时从中西历史对照的视野，指出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并非复制西欧模式，而是延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

中国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延长历史观照的时段，放宽历史观照的视野，反过来也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

我曾经提过，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开放体系，而西欧传统政治反而是由各自封闭的体系组成，这句话受到一些读者的质疑，我想简单再说明一下。首先，请注意，我是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传统政治，至于近代政治是今天这篇短文才会涉及到的话题，不过我还是会从传统的角度来切入。其次是中文读者，一般而言比较容易对欧洲历史产生简化的印象；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深入到欧洲历史深层，很有助于我们回头看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大家共勉。

今天我们谈现代中国国家形态形成的另一个话题：“现代性”（modernity）。其实，在21世纪到来之前，知识界所谈论的现代性，事实上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其内涵是以西方理性作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当中的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秩序等特质，大致上是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发展于欧洲近代史当中，随着西欧势力的扩张传播到全球。因此知识界谈论的以全球为范围的现代性，它的内容还是西方现代性。

伴随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现代性在全球高度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秩序和体系。这套体系当中有一个面向，大概也包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这套逻辑看，基于这一套秩序和体系所建立的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就是现代化。

那么全球化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是自愿或者被迫的整合到这个现代世界秩序当中。这个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现代世界，基本上就是由西方强权形塑和主导的秩序，这里的现代性是由西方定义。

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于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定义，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这个大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改写了现代性的定义，也不是说中国改写了这之前几个世纪现代化的历史。而是说，中国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延长历史观照的时段，放宽历史观照的视野；相对而言，也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的独特发展，以及他们对全球性的主导，曾经使得很多的历史学家还有未来学家相信西欧北美模式将是“历史的终结”。其中很多有学问、有见地的人共同认为，中国虽然大致与西欧同步在15世纪前后出现了诸多的现代现象，但是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历史演变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这种思维逻辑的前提是，首先认定西欧模式定义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样貌，是所有西欧以外世界其他部分现代性的原型跟对照表。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前提放在一边，观察世人认定的现代性具体内容，包含了政治参与、世俗化、个性化、市场化、工业化、都市化，还有高度分工化等等，这些拿到眼前来检视，我们会发现21世纪中国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不是复制西欧模式，而是延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

在欧洲中世纪结束之前，传统中国社会的阶级流动文化多样性，也就是我曾讲到的开放与封闭议题，还有普通中国人对社会和政治的参与程度、世俗化、市场化，乃至于个性化的程度，都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传统中国儒家、法家理念结合之下那种非血缘化、理性化的政治体系与管理体系，都受到了西欧传教士的钦佩和羡慕。中国社会甚至透过道家和中国佛教这两个颇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化体系，在儒法社会中扮演约束与平衡的角色。

而这一切都汇集到“民”，也就是“民本政治”和“民本社会”的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继承的核心内容。所以如果我们跳出思想史教科书里面的那种对立书写，我们会发现王夫之、黄宗羲，与《大义觉迷录》、《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分享很多共同的价值，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线索。

作者吴启讷，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为China Content Center系列影片讲稿，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