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败诉 中国平权路仍艰难（上）
2017年3月2日，“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在北京宣判。该案原诉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秋白（化名）因大量高校教材出现污名同性恋的内容，向教育部申请教材监管讯息公开。在教育部未答复的情况下，秋白于2015年8月17日以“教育部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2017年3月2日，案件几经波折，终以败诉落幕。近年来，在同性恋平权议题上，中国有几宗案件倍受瞩目，然而如同大部分平权案件，该案在上诉前并不被看好，质疑、嘲讽声不绝于耳，败诉的结果亦不出乎意料。
尽管首宗“同性恋受教育权案”败诉，但案件点燃的火花并未随即消逝。案件为什么会败诉？该案在同志平权路上有什么影响和意义？案件背后暗示了中国高校同志群体处境是什么？同志NGO从业者、性研究学者、法律专家将一同从这宗同性恋教育权案，解读案件留下的意义，反思高校同志圈的现状。
本文为“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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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诉讼，可向公众传达信息：同性恋群体权益应当受到重视
“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为中国首宗针对教材污名化同志的案件，秋白亦是中国第一位就高校教材出现将同性恋描述为“性取向障碍”、“性心理障碍”、“变态”等内容，上诉教育部的同性恋者。
在一审判决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秋白与请求教育部履行的职责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判决陈词指，“原告主张作为在校大学生及同性恋群体一员所享有的权利，是任何不特定的学生或同性恋群体成员均享有的权利”，而教育部并非保护特定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原告的主张不能作为教育部履行职责的权利依据。
在二审判决中，北京高院给出的终审判决理由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秋白本案所主张的相关权益，特别于其他众多不特定之相对人，故秋白与教育部之间并未因举报行为形成具体化的行政法律关系，教育部是否以及如何处理秋白的举报申请，并不直接影响秋白本案主张的个人权益……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两次判决中，“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成为败诉的关键原因。
“刚接案子的时候，就知道会败诉。”代理过数起公益维权案件的王振宇是秋白的代理律师，他曾为中国同志导演范坡坡代理同性恋题材纪录片被下架的案件，范坡坡最终胜诉广电总局。
王振宇熟悉中国的社会管控和司法制度。他对香港01记者表示，“同性恋议题，已经逐渐变得敏感起来，法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责任，也就是让教育部履行监管义务，处理教材恐同问题。”
既然秋白是高校教材使用者，亦是一名同性恋，为何法院判决中，将秋白的个人利益与教育部履行职责的对象权益切割开？王振宇认为，法院实际上是在程序上拒绝接受和审理该案，即没有进行实体上的审理。“‘无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和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惯用理由：它们用惯了的一种技术手段，无更深文化原因。”
技术手段之外，维权案件一旦被官方归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便会遭到回避、变得敏感，这几乎是中国维权活动人士心照不宣的处境。
此前的同志维权案件曾有胜诉结果，例如2014年首宗“同性恋扭转治疗侵权案”。那么，成功案例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呢？王振宇认为，目前不存在可借鉴的成功案例。鉴于同志维权的最大瓶颈的整体环境，在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任何成功个案本身便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被复制。
王振宇将此类个案称为“影响性诉讼”，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能借由案件产生社会影响，并对公众意识、促进法制及制度改良有益。“影响性诉讼”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
这亦是王振宇在上诉前，“明知”会败诉，仍然选择同秋白打一场“教材保卫战”的理由。
中国性别研究者、公共知识分子艾晓明认为，教材在高等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欧美国家的大学人文课程中，涉及妇女、性少数、第三世界等属于边缘群体的研究，是新的知识增长点。然而近年来，尽管中国大学内流行推广“与国际接轨”的策略，实际上在引进上述知识方面还十分有限。艾晓明批评，大学教材出现将同性恋描述为“病态”的内容，更属陈词滥调。
艾晓明分析，现时大量的大学教材从异性恋出发，导致异性恋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同时，伴随著课程本身具有等级高下之分，教材亦暗含阶层性。即便有新的知识引入，同性恋内容亦难以攀升到知识等级的较高位，无法进入重要的教材之中。
“（同性恋）这个研究在学术领域中，还是相对薄弱的，在权力认同度上又比较低，你在文化上是不接受他，当然谈不上承认同性恋的平等权力了。”艾晓明说。
学界和业界对同性恋的主流态度
同性恋去病化十余年，学界和业界对同性恋的主流态度是什么呢？
性教育专家方刚曾就15本内地大学心理健康教材进行研究，发现仅有一本书对同性态度“完全正确”。“这和高校（大学）关系不大，这是中国心理学界的现状。多数心理学家还认为同性恋是变态。”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总干事燕子（化名）亦表示，在2014年曾有学界相关领域专家透露，在主流的精神医学界，认为“同性恋是病”是主流观点，“若发表同性恋不是病（的研究成果），会被边缘化。”
近年来，在大学课程中仅有少数学校开设与多元性别相关的课程。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公选课“同性恋研究”；2013年， 中山大学开设“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每堂课上邀请不同演讲者，课上内容包括同性恋、性工作者、艾滋病等；同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设通识选修课“酷儿文化：历史、媒体与社会”。
在大学中，同性恋群体仍处于“不见光”的状态。以大学社团而言，几乎没有同性恋社团可以合法注册登记。在2006年引发关注的广州中山大学“彩虹社”被视为中国第一个合法注册登记的同志大学生社团。但在次年复审就遭拒绝，转为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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