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该怎么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2024年1月8日，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说：“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近年来中共反复强调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乎中国长治久安。这个问题可以追溯至70多年前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当时毛泽东给出了习近平说的第一个答案。

1945年7月，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近年来中共对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了新思考，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中共十八大以来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行动和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都属于“自我革命”。过去10年中共大力推动的反腐、党的建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官场风气，减少了贪腐现象。习近平在本次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既强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又指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古往今来，有太多政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其中的要害在于一个政权存在时间久了，便容易腐化、堕落，渐渐失去人心。中国唐朝政治家魏征在他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魏征是辅佐唐太宗李世民成就贞观之治的一代名臣，他的直言进谏精神为一千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群体树立榜样。魏征说的“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相近之处，他论述的“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回答了渐不克终的困局。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若巧妙配合，共同作用，其实能让一个政权像魏征说的那样“竭诚以待下”和“居安思危”，从而化解渐不克终的遗憾或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虽侧重点不同，但互相促进。“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侧重人民民主监督所施加的客观压力，目的是让为政者不敢懈怠和腐化。“自我革命”侧重主观能动性，是指为政者或一个政权能保持智慧和清醒，具有危机意识，能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来保持政治初心。

不论是邓小平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还是习近平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都可以视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应有之义。当下中国的人民监督虽比改革开放前有明显进步，但与社会发展、民众的诉求存在相当差距，亟待建立一套有效规范、约束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体系。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应该以合乎人性和现实的方式推进，既要确保民众的监督权利，又要确保监督的质量。

人民当中既有合理的诉求和意见，又有难以避免的民粹偏见。民意如流水，人民意见既变幻不定，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关键在于去伪存真，把人民当中的合理诉求和意见甄别出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自我革命”非常考验为政者或一个政权的贤能程度，只有具备“自我革命”的危机意识和智慧、能力，才能确保“自我革命”不被扭曲、异化或沦为形式主义，才能有智慧有能力去分辨人民意见，并把真正能促进人民福祉的诉求落到实处。“自我革命”若想达到预期效果，不仅离不开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而且要以符合政治规律和民众诉求的方式，让为政者或一个政权有保持贤能的主观能动性。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能让“自我革命”有客观压力，适当的“自我革命”能反过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所产生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现实。只有当一个政权既有合理范围的外在压力去回应民众诉求，又有足够的智慧、能力把民众诉求付诸实施，才能像魏征说的“竭诚以待下”，才能“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从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