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三｜中央视角的金融监管之忧超预期
本轮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中之重便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此次金融监管改革调整程度之深，超出预期。一方面，随著国际形势风云吊诡，中国必须要花更大力气防范外部金融风险，中央早已有强烈预期和准备。近年来越来越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中央注意到，长期以来，整个金融系统自成一体，内部体系高度复杂化。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过去10年，金融增长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规模和复杂性持续上升。要顶住外部压力的前提是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这就是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央对此做了非常系统的研判。
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显著上升发生在2010年后
中国金融体系自1978年以来朝著市场化、规范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演进，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化程度，均非线性地迅速上升。金融业态呈现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化”、房地产金融化、非银机构“银行化”等新特点，这些变化超乎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想像。
表现一：各类金融机构资本结构“网状化”，信用联系日益紧密、混杂交织。表现二：金融体系仍是银行业主导，但银行与银行、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显著上升。表现三：金融体系资产和负债结构趋向复杂，批发性融资在负债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监管层注意到，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显著上升发生在2010年后，研判至少有三个驱动力：首先是货币化、资本化持续积累和社会财富增加引致金融深化进程加快。
其一，土地和房屋持续货币化带来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两端同时刺激相关领域金融中介化的“滚雪球”效应。在2010年后多轮刺激和调控交替中，房地产市场并未做深度调整，反而是中介化、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其二，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社会储蓄寻求更高金融资产收益的倾向明显上升。居民已不满足于较低且固定的储蓄收益，大量新生的高净值人群积极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在后危机时期投资回报率趋势性下降的背景下，大量相对于实体需求的“冗余”资金积聚了旺盛的资产配置需求。其三，主要金融机构通过股份化解决了资本金不足约束，动员资金和资产创造的能力迅速增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相关资产的迅速积累大大缓解了合格抵押品不足对信贷融资的制约，为信贷快速扩张创造了条件。
其次，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业转型和创新明显加快。传统金融业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方面，传统正规金融机构谋求加快转型和创新。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创新活跃，在资产负债管理、市场营销、薪酬激励等方面表现更加激进，为资产扩张找负债的倾向明显。另一方面，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大量涌现。依托互联网技术或现有金融机构“借鸡生蛋”，充当现有金融中介的“中介”而拉长信用链条。
出现了一系列突破传统风险控制模式的储蓄和投资工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得风险控制的“阀值”明显降低。更为突出的是，各类非持牌、非正规类金融机构“泥沙俱下”。金融、投资、资管、理财、财务管理等成为“点石成金”的“香饽饽”，一时间似乎谁都想、谁都能搞金融、搞投融资，出现了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和从业者甚至是非法集资等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大大上升。
还要注意的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政府信用介入金融体系程度加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早期阶段引发各国需求和产出剧降、价格急跌、融资中断，“雷曼事件”使全球金融体系有所调整，但任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自行完全出清调整是艰难、长期且风险巨大的。发达国家实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以期平滑市场剧烈调整和资产负债大面积“崩塌”。
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是必要和及时的，但后遗症是政府信用扩张和介入金融体系显著加深。不时出现的稳增长压力使政府不得不以各种信用去弥补、替代市场自发调整可能减少的融资活动，逆周期信用扩张提升了杠杆率和总体债务水平，需要较长时间去消化。金融信用增量在短期内扩张太快，而存量风险无法有效调整，总体信用质量劣化的风险上升，政府需承担的“隐性担保”或“兜底”责任明显加大，如金融风险处置、刚性兑付等。
基本上，在做了以上研判后，中央就一直在调研、讨论、部署，启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
金融体系改革要解决哪些问题？
中央对金融体系复杂化的影响有清楚的研判：首先，认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趋向复杂，金融体系催生和放大资产泡沫的作用被低估。
金融体系复杂化使金融体系与实体部门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和迂回，容易使人产生一些“错觉”甚至误区：一是为应对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金融信用和金融体系扩张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二是中国金融体系一直是“短板”，金融扩张和金融创新使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且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和资金最终都指向实体经济部门如基础设施、住房等，改善城市面貌和居民居住条件，并没有显著“脱实向虚”；三是金融业是第三产业重要构成，金融增加值占比上升意味著税收贡献增大，也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以上三种常见看法各有其理据，并非全无道理，但凡事一旦超过合理界限，必然走向反面。
国际上看，金融业占比短期内快速上升往往意味著产业空洞化或资产泡沫化，指望快速金融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南辕北辙”且非常危险。
其次，金融体系复杂性拉大了金融业与金融监管的缺口，削弱了传统监管的有效性。
金融机构网状化、强关联性等金融体系复杂化大大改变了监管环境，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受到了很大挑战。一方面，很多复杂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监管套利，使现有监管即使打上补丁仍显“力不从心”。 一些关联性和结构化的金融产品容易通过多层结构嵌套的通道业务或刻意模糊真实信用状况来满足不同监管部门的要求，甚至专以满足盈利激励而“空转”和内部循环，监管协调不够、效力不彰的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加大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使得监管效力可能打折扣。
此外，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的路径和机制发生变化，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面临新的制约。首先，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拉长或变形，传导性和效力下降。货币信贷放松时如“泥牛入海”，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张先加快，实体部门则往往“后知后觉”；试图收紧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隔靴搔痒”，实体部门则可能先受其紧。
更要注意到的是，各类规避监管的跨市场、跨业务、跨界行为使多种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给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很大挑战。一是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使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更加复杂，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和外溢性。二是隐性担保强化了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三是金融体系复杂化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相关主体的侥幸心理，风险管理的准备不足。
充分认识金融体系复杂性的动因和趋势，才能真正提高监管效能。中央长期研判复杂的金融现象背后，核心逻辑是中国在近些年加快城市化和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主要介质的快速资产化和金融化。银行业表内外信贷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全社会金融扩张的“节拍器”和复杂关联的“发源地”。
金融体系复杂化有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积极方面，但危险在于可能加剧金融失衡风险，即资产价格较快上涨和信贷快速扩张的同时出现杠杆率攀升和期限错配加剧，加大金融体系“崩溃”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概率。这个趋势令中央高度关注和警惕。著重于五大机构职能及监管框架重塑，廓清金融监管框架，是本次金融机构改革的深意。
中央的方法论即：必须防范金融体系复杂化风险，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兴利除弊，从供需两端强化信用约束，有序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和过度动员金融资源的行为，有针对性地加大金融监管的协调和执行力度，尽快弥补制度短板，抑制金融信用过度、无序和过快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