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防疫的共识？

近期，内地疫情多点散发，围绕防疫政策的社会争鸣亦在广泛展开。新的共识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病力和毒力减弱的条件下，内地防疫政策迎来转变。接下来，内地与香港、海外的“通关”如何有序恢复，值得期待。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内地防疫的共识逻辑。

在内地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躺平”与“清零”之争看似浮在水面，实则在水下有千丝万缕的连结。这个连结，就是内地防疫的共识；只不过，不易为紧盯分歧的海外观察家所捕捉。如今，内地防疫政策再度调整，其前提基础正是一定的社会共识。

首先，从目的而言，防疫是为了保障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就此而言，内地自上而下是高度一致的。防疫需要国家与社会的联动，如果没有民众的主动参与，很难实现防疫政策的落地。三年来，内地防疫的成效有坚实的数据支撑，也证明了防疫整体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与配合。

《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全球超额死亡估计达1820万人，超额死亡率为每10万人120.3人；美国超额死亡率每10万人179.3人；中国超额死亡率仅为每10万人0.6人。可以说，内地的防疫保护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相比之下，西方的弱势群体则付出了惨烈的生命代价。此外，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2020、2021两年平均增长5.1%。这些增长数据，在疫情笼罩下的世界无疑是亮眼的，亦说明内地防疫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其次，从手段而言，动态调整防疫政策，也是共识之一。不少分析人士揪住“清零”二字大做文章，却忽视了“动态”是位于“清零”之前的。三年来，内地的防疫政策不断迭代，根据病毒变化和民众诉求及时调整。防控方案从第一版更新到如今的第九版，相信未来还会继续随势变通。

必须承认的是，今年以来，新冠病毒的变异带来传播性的极大增强，而民众亦产生一定心理疲惫。面对新形势和病毒新特点，内地防疫的调整势在必行，而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正是务实主义的产物。务实主义引领内地防疫取得了过往的成效，也必将作为一种手段的共识，助力接下来的调整平稳进行。

再次，容纳对防疫的建设性批评，亦是内地的共识。近期，针对核酸乱象、地方层层加码、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待提升等问题，内地政府已在及时改进，并积极回应舆情，得到了社会较为普遍的正向反馈。其实，内地舆论场上围绕防疫的辩论是相当激烈的，而且世界前沿的科研成果与数据被广泛用于辩论之中，对围观民众而言，可谓是颇为受益的科学教育。比如，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最新文章《商榷：香港大学金冬雁教授的说法与新冠病毒的事实》，正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科普和论争，这种方式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内地舆论生态多元的体现。

三年防疫，形成了不少有关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内地民众对政府的期许和要求是较高的。从积极面向而言，这对政府施政形成压力，政策执行必须在不同群体的诉求之间追求精准平衡；从消极面向而言，民众如果形成被保护的惯性，其主动参与社会治理议题的动能便不足，从而影响政策落地的效果。不过，近期一些北京市民与社区居委会沟通防疫的视频，得到传播和点赞。视频里的市民，既懂国家法律政策，又能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与社区达成协商共识。这是内地特色的民主实践，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著名政治学者邹谠曾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有一种基本模式：胜者全胜，夺得全部权力，而败者则全败，决无分享决策之可能。这种两极对立的状况，说明政治成熟度的不足。不过，在21世纪的中国，情况已在发生改变：在建设性批评的激发下，超越对立的共识在发育。希望防疫能够为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更多辩证思考。

本文作者吕澜希内地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