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观察・三｜集中权力与开放权利的辩证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后，外界纷纷猜测中国会否在二十大这一重要会议之后，适时调整防疫政策，习近平所做二十大报告中呈明“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并认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11月5日召开的二十大后首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再次明确了“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官方从总体账、长远账的维度出发坚持“动态清零”，自有其理据和逻辑，但对民众来说，疫情爆发以来却切实感受到个人权利空间的无限压缩。

比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总政策下，核酸检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不管是乘坐公共交通还是进入商场、餐馆，都要核验核酸是否在有效期内，健康宝是否“绿码”，此一防疫模式最初可能是基于防疫的考量，但随着防疫的推进，健康宝和核酸核查正在异化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管控的工具。此前河南乱赋红码事件，北京为确保首都局势稳定的“弹窗”，都是将防疫工具演变为社会管控工具的典型案例。

如果说在疫情爆发之初，这种大范围的权利出让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彼时病毒是陌生的，致死率高，疫苗等防疫手段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彼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采取最为原始的手段应对之，但当疫情已经三年，当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适时调整防疫政策之际，中国也亟需走出战时状态的防疫模式，既要适时引导民众科学理性认识病毒本身，也要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开放民众权利，这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因恐慌而起的郑州富士康集体逃亡事件，也才能有效应对下一阶段必须面对的防疫政策之变，以及逐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在集中国家权力的同时，怎么可能会同时开放社会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在房宁看来，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具体来说，“中国改革在实践中的具体内容首先表现在改变计划经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给人民以自由与权利。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活动预期，激励民众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中国改革在广泛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功能，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集中资源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开放社会权利实现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王长江也深有同感，“改革开放就是给老百姓带来利益，这个问题我之前说过好多次。道理很简单，并不是说共产党终于发现了一条特别好的路，号召民众都掉转头朝着那个方向走，而是改革开放前过度控制把整个社会搞死了，最后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权力，而限制就意味着放松，被放松的地方就活起来了。改革开放怎么起来的，就是这么一步步起来的。先放开的是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之后粮食问题解决了；再放开一点，就到了城市，慢慢向企业放权，让它们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有了上面这些，就有了市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邓小平1987年接待外宾时就曾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但开放社会权力与集中国家权力能否并行，王长江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自由从来都不只是经济的自由，还有各种各样的权利，这就必然和民主相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过去那种控制就显得越来越吃力。但如果让社会民主发展，就意味着必须削弱党的权力。这样一来，发展民主和社会控制似乎处于某种对立的状态，怎么办？不发展民主说不过去，既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推动，也因为执政党设定的价值目标里有这个承诺，但放任社会，让民主自然发展也有问题。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设想便是，发展党内民主。这不是说不要民主，而是现阶段可以先把民主纳入到党内进行探索，党内有了成功的经验再推向社会。”

随着党内民主的推进，问题也随即产生，因为权力往后收缩，好多事情不再像过去一样说了算，经过一番权衡，“先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停一停”的声音越来越强，一些声音开始把社会民主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式微联系起来。到了十八大，总的认识取向是，权力还是应该加强，不能让它丢失，不能让党内民主作为借口，更不能在社会民主发展起来后削弱党的权威。

所以，集中权力与开放权利究竟能否实现对立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至少证明，要想让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就必须给予民众足够的空间，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面对本土疫情时往往会强调“慢下来”、“静下来”，但往往“静下来”容易，有时候只需要路径依赖的静默、封城，但要想让整个社会“活起来”，却是一道难题。而后者，才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更为久远的“人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