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爆发将迎“验阳时代” 上海却成政治人物卸责替罪羊？
台湾新冠（COVID-19）疫情单日确诊人数在5月3日首度超过2万例，基隆市长林右昌预估5月6日全台本土单日确诊恐达6万例，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对此表示“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我想差不多这个数目”。
医师沈政男则估算，台湾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5月16日，届时单日新增确诊将达30万例。台湾政府至今未言明清零或共存路线，仅发明新名词“新台湾模式”带过，指挥官又呼吁民众“自主应变”，Omicron病毒快速威胁下的“验阳时代”即将来临。
医院急诊人满为患、救护车鸣笛声此起彼落、抢购快筛试剂大排长龙、确诊民众不知所措，夹杂着正在蔓延的恐慌心理，这些现象已成近日台湾社会生活的“新常态”。然而，台湾面对疫情急速爆发的应对策略究竟是什么？
蔡英文曾于4月26日表态台湾疫情还未达高峰，要民众“病毒越近，我们就要越冷静”，并称政府面对疫情变化都有充分掌握、做好准备。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则在4月上旬喊话“台湾防疫世界第一”，宣称要走向防疫与经济并行的“新台湾模式”。身肩防疫指挥重任的陈时中，以老神在在姿态要人民“自主应变”。如今看到的各种乱象，说明台湾民众只能在摆荡于开放与管控的矛盾心态中莫衷一是。
痛失亲人
4月底新北市一名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发高烧、翻白眼，家长连忙送至医院挂急诊，却只能在户外诊疗区等待一个多小时，结果病况急剧恶化，经急救后仍宣告不治。女婴父亲痛诉，“血都还没抽到，人就死掉了，我怎么可能不痛？一个小孩就这样走了。”
在此之前，基隆一名61岁妇人因身体不适到诊所快速检测呈阳性，欲通报卫生局但电话打不通，持续发烧送医被要求领药回家观察，询问医院得知确诊后到院打点滴再次返家休息，最后不幸于家中病逝，又因没有确诊证明，致使火化程序一度受阻。该女同居人对此痛斥“实在没有天理”，女儿则回忆当初安抚母亲“这只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只要多喝水、多休息就会康复”，“我后来想想自己怎么那么天真，这边想告诉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医疗紧绷
以上两个案例引起台湾社会普遍关注，体现医疗量能在疫情快速恶化下恐已处于紧绷边缘。面对连日超过万例以上暴增病例，台北地区有第一线医疗人员疾呼，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的卫生单位与医院感控单位“已全线瘫痪”，若当局不立即改善“必将爆炸”。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工会在5月2日深夜发出急诊护理师的“沉痛呼吁”，指蜂拥而至的快筛阳性病人塞爆急诊，导致重症病人已“无人可医”，紧急医疗系统崩盘，“请政府重视医护人力不足问题”。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5月3日在台北市议会应询时也坦言，卫生局系统已瘫掉、医疗体系无法负荷。
为了解决确诊爆增后个案接触者的隔离问题，台湾指挥中心在4月26日推出“居家隔离3+4”新制，即3天隔离＋4天自主防疫，结果反而造成基层大乱。最常出现的情况，是民众通报接触确诊者并随即在家进行隔离，等到隔离期满、甚至不适症状都已缓解，却还未收到隔离通知单，对求诊与生活工作都带来极大困扰，同时体现官方系统严重滞后的问题。
民怨积累
此外，有台湾大学确诊学生在互联网抱怨，自己被安置在宿舍会议室隔离，没有卫浴设备可以洗澡，还要忍受蟑螂四处乱窜；其后又有同校学生揭露，校方在室内搭起帐篷作为个人隔离空间。学生嘲讽，从会议室升级到帐篷可睡，“怎么隔离措施搞得像是什么人类进化史”、“终于进入石器时代了吗”、“很有末日求生的感觉”，并直言“这样就算确诊也不会想通报了吧”。台大校方则回应，的确遇到安置的难题，已积极洽商及安排安置地点予境外生与离岛生等。
台大案例所折射出来的，一是除了医疗人力之外，基层第一线行政人员与卫政人员也陷入不足，二是境外与离岛人士的收治接下来可能亦将面临难题，学校只是缩影。因此可以看到，确诊者或接触者在家中孤立无援，而地方政府行政人力疲于奔命，包括各单位公务人员被调往支援疫情相关的卫政工作，中央与地方首长还为了具体居隔人数唇枪舌战，不满情绪正在医疗、基层、民众等多方面大量积累。
自求多福
至于台湾民众要如何按照官员指示“自主应变”？首先是前有儿童疫苗之争，现在则有快筛之乱，政府宣称成立“快筛国家队”、保证数量足够，但药局和民众实际看到的，却是市场货源一夕被征收，政府发放的公费快筛不仅远低于民众需求数量，且价格亦受到非议，只能像疫情初期口罩不足时，要民众把快筛留给有需要的人。近日又爆出唾液快筛进口争议，台卫福部原表示没有人来申请，可两天后快速核准高端疫苗总经理所陈灿坚所成立的“福又达生技公司”进口家用唾液快筛，被质疑“民进党把国家资源当作提款机”。
其次，家中有学子的家长更是雪上加霜，台湾停课政策“滚动式修正”在教学现场造成混乱，陷入停课又复课的“无限轮回”。有家长无奈大叹“真的都不知道现在到底要怎了生活了”，引起其他家长共鸣。
再者，台湾民众面对“验阳”之后的自处，问题也正在快速浮现。例如一位快筛阳性的民众在媒体写下“日记”，详述了自己按政府公布的官方资讯，前往建议院所发现白忙一场，经过两小时才在台北市设立的“关怀专线”得到线索，到院后又面临程序混乱、人潮满满的景况。她除了对忙翻的医护人员涌起敬意之外，也感叹官方提供的查询系统反而让民众因查不到所需而更加惊慌失措。甚至还传出医界现况，指许多基层诊所遇到民众求诊却不快筛也不通报，台媒评论社会上出现“不筛就不会确诊，省得麻烦”的心态，突显了大家无所适从、痛苦不堪的现状。
上海之镜
事实上，台湾面对这波疫情的侵袭，深层心理一直有个对照组，也就是地理邻近、人口规模相差不远，且都是自诩为“国际化”城市的上海。当上海进入封控阶段后，互联网传出的各种民怨，诸如生活资源分配不均、方舱条件过差、市民与居委会和街道办争执、小孩在急诊得不到收治，或者是经济学家郎咸平母亲在急诊室门口等核酸报告等到过世等讯息，无不与西方媒体共奏起一曲“上海悲歌”。
4月25日中国大陆几位在沪学者组织了“新冠疫情与‘最薄弱环节’的上海？”线上研讨会，一位传播学者分析，此次上海封控期间在互联网出现的大量录音，成为情感动员、传递群情激愤的最直接文本。借用此概念，台湾疫情迈向高峰之际的民心动荡，“上海情境”则成为台湾政府与媒体转移愤怒的情感动员文本要素之一。台湾在看待自身的疫情风暴时，很明显地对于这两座“文明之城”抱持了不一样的看法。
例如“台湾民意基金会”4月2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一方面高度肯定陈时中团队的表现，给出70.22分的成绩，另一方面既担心家人感染Omicron病毒（72.4%），却又有45%赞成采取“共存”政策，矛盾心理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与防疫路线互相影响，左右了台湾社会对疫情的感受与认知。
当台湾各个角落不时发出批评声音，陈时中日前一句“要怪就怪病毒啦”，基本暴露了执政官员的真实心境。与此同时，民进党政府要员也将矛头引向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民主”与“极权”制度争论，包括陈时中4月27日语带讽刺表示，“中国防疫数字很漂亮，不得不让人佩服，但未来可能饿死比病死的人多”；苏贞昌在5月1日也说，台湾防疫成绩举世称赞，一步一步有计划、有节奏，“不会像中国一样粗暴锁国封城”。这些说法无疑都是用“民主防疫”这帖药，安抚疫情快速增温下的台湾民心。
随着大选脚步接近，台湾政治的选举体质也正在外显出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口水、不同颜色政党的提名布局、两岸敌我意识的操作发酵，除了彰显出“民主灯塔”的美丽外衣之外，民众只能靠着“自主应变”与病毒拉扯。
如同台湾前国民健康署长邱淑媞投书媒体所指出的，台湾各级政府“在决定开放或‘与病毒共存’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防疫负担与社会负担会高到什么程度，好像以为真的是放假、什么都不做，风雨就会过去。”如果不能根据包括上海在内各地经验做好万全准备、谨慎应对的话，等到台湾人民“被火纹身”时，就算再搬出中共或上海作为卸责的替罪羊，除了能获取选举利益之外，对社会人民的健康安全保障，终究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