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30年｜许多人都忽略了邓小平的价值底色是左翼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史称南方谈话。最近恰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当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其有力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投下了定海神针。时至今日，尽管具体政策有所不同，但当下中国总体上还是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发展。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今天许多人谈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更多提到的是怎么解放思想和破除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桎梏，怎么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却忽略了邓小平念兹在兹的共同富裕。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多次与朋友闲聊到共同富裕这一2021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热词时，发现有不少年轻人并不清楚共同富裕是邓小平40年前启动改革开放后所反复强调的发展目标。在认同左翼价值的中国年轻群体中，不乏一些人简单将当前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简单归咎于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这种声音虽然在中国社会绝非主流，但还是反映不少人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历史缺乏深入认识。
不可否认，贫富分化的扩大、环境污染、资本霸权、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的异化等问题，的确是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或加重的，尤其是近年来，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导致内卷、躺平、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流调里最辛苦的中国人等字眼或新闻，每每总能引发舆论的巨大共鸣。但这些在今天中国日益突出的问题并非当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初衷，不是邓小平那一代人所乐见的。就像汽车、火车的发明者绝不会乐见车祸事故的发生那样，今天人们不能因为车祸事故的发生就往前无限追溯，将责任推给汽车、火车的发明者。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和使命，任何人都不能奢望前人把一切问题都解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针对的是让整个国家陷入长时间的疯狂、内斗和混乱的文革，反对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导向，是为了让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单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走向包容、多元、尊重常识理性的正常社会，从普遍的贫穷落后和物质匮乏走向繁荣发达，打破制度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一系列不必要的束缚和等级化特权体系，让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得以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出来。
事实证明，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矛盾，但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国运，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均发生质变，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放眼历史，无论是在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安家乐业层面，还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生产力发展层面，过去40年绝对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是古代那些经常出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盛世所根本不能比。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就像汽车的出现让车祸的发生难以避免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贫富分化的扩大、环境污染、资本霸权、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的异化等问题要么随之产生，要么随之加重。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那种普遍贫穷落后的情况下，若想实现发展，赶超西方，重构西方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不是继续贫穷落后下去，像苏联那样走向解体，让社会主义理想破灭，就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主体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吸取西方经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而这难以避免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正是因为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所预料，当时邓小平的主张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底线和原则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中国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就意味着中国发展必然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侧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摆脱普遍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国家崛起，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的经济基础上侧重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说，只要不想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文革状态，不想像朝鲜人民那样生活，或者不愿看到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那么邓小平的这个思路和路径便是值得肯定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一些说法，都可以作为佐证。当谈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表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不过要注意的是，纵使在侧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邓小平还是划定了两个前提或原则，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其中，前一个前提让中国政府在民营经济持续壮大和公民社会产生后依然保持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中国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有关键区别，能够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国民基本生活兜底，不会轻易受到资本利益集团的裹挟。否则的话，不论是大规模扶贫、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和医保体系建立，还是脱贫攻坚战和去年针对资本巨头的反垄断，都难以推进。后一个前提则为侧重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个阶段提供了依据。
当谈到共同富裕时，邓小平南巡时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井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换言之，邓小平是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贫富分化扩大到一定程度即20世纪末时，要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国贫富分化比较小，90年代贫富分化有所扩大，90年代末时贫富分化远远未达到今天这般程度。如果中国在当时就能有效采取措施，也许今天中国是另一番面貌。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相比于西方依然处于明显劣势，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来大力度推进共同富裕，导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并未按照邓小平生前设想的时间来推进。当然，不应忽略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支持三农、救助弱势群体、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和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基本医保和社保体系等领域，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但即使如此，贫富分化在21世纪的中国继续快速扩大，日积月累，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困扰今天中国的重大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健康可持续地推进共同富裕，完成邓小平生前的政治嘱托，既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最好纪念，又是落实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邓小平作为一个自少年时代就坚定地参加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革命和残酷战争考验，性格被毛泽东称作“钢铁公司”的人，左翼或者说社会主义才是他终极的价值底层。这其实也是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许多社会主义者所常有的特质。他们在当时那个资本主义野蛮积累和殖民扩张的时代，心怀理想主义和救国情怀，相信社会主义，相信公平正义，纷纷投身社会主义运动。
苏联在当时便一度承载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希望和信念。尽管站在今天人们的视角来看，苏联积弊太多，人民生活困苦，特权和腐败泛滥，活该走向崩溃，但不能由此否认，苏联至少在初心层面，是当时的一种社会主义实践和实验，只不过失败了。只要人类不相信资本主义是宿命，希望西方主导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被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全世界处于经济和政治劣势的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地球的承载力相适应，那么今日中国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上那些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尝试和努力，便具有某种超越性和实验意义。
曾大胆抨击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时代黑暗，担任过民选的苏联人民代表的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引述一位在古拉格监狱待了20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话说：“我们是首批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我们偏离了方向。那些在我们之后的建设者，会避免我们的错误和漏洞，变得容易一些。或许，中国会在百年之后建成社会主义。”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吸取了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白了其实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根本或理想，以中国作为载体和支点，以市场经济作为方法、手段。这是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一种融合东西方经验的新路径和可能。然而，今天中国同样有自身不能不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完成邓小平未竟的工作，让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巨大发展成果，能够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以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让人民共享，既直接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的公信力，又是对今天中国精英们尤其是为政者的最根本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