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双减｜观港台经验　补习班多过便利店、8500万天价抢名师

日前内地祭出新规，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要“减轻学生功课、校外培训负担”。而“没有补习班，学生怎么办？”在这样的质疑和忧虑背后，也彰显现代教育对补习班的依赖。
在香港和台湾，“去补习班”成为许多人共有的青春回忆。香港补习班名师林溢欣被传8500万天价挖角、台湾的“补习街”享誉国际，但极度市场化的补习教育催生天价“名师”的同时，也引发反思。

补教业70年代“野蛮生长”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以“减轻学生功课”及“减校外培训负担”为政策方向，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操作，影响内地补教业甚钜。

2018年知乎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台湾教培机构发展史：它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在两岸穿梭，分享台湾补教经验的钟藏政曾在2019年的海峡两岸教育大会上，也提到“大陆正重复上演台湾教培机构的历史”，2021年“双减政策”则使情况改变。

过去，内地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被媒体形容从“小作坊发展成万亿大产业”，1977年内地恢复高考补习班开始出现，中研普华的资料显示，2019年内地教育培训市场规模约3.24万亿元。而根据香港电台制作的《香港故事》系列，香港补习行业则是在经济起飞的70年代开始走向规模化， 1972年“圣类斯预科夜校”成补习班始祖，C.C.Lee是那个时代的补教天王，开班100多人在当时就已足具规模。

若更广泛地定义“校外培训”，根据香港统计局的资料，营办补习班、职业训练及成人教育课程的学校，2019年(包含日校、夜校、日暨夜校)全港共有2,957间，共有314,008位学生参与上述课程。

此外根据香港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提供的资料，2018到2019香港小学生的补习人数高达14万1千人，如果以香港教育局公布2019年小学生人数373,228计算，有补习的人超过三分之一。补习费从2009年一个月451港币一路攀升到685.6港币。而香港中学补习方面，补习的学生约为19万5000人，学生人数327,394来算，补习学生接近六成。补习费也从2009开始攀升到一个月707.7港币。

台湾补习班比便利商店还多

台湾的补习班兴盛同样受到经济起飞、升学制度的影响。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有“补习街”的称号，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制服在此穿梭、写满志愿的榜单排名，构成台湾一抹特殊的风景。

《联合报》根据台湾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台湾的国中生（同香港初中）每10人就有6人补习，高中生平均每3人就有1人补习，补习费支出也增高。2018年一年平均花费5,7033元新台币，约莫一个月1,322港币。从2007到2021年，台湾补习班数量大致在16,000至18,000，其中与学科最相关的文理类补习班则在2021年四月增2,237间，共有11,000多间。

11,000多间这个数字有多少呢? 台湾是全球便利商店密度第二高的地方，但是根据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2019年的资料，台湾的便利商店共11,492间，“补习班开得比便利店还多”，其中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大城市地方竞争更激烈，补习风气更加兴盛，为了赶报名或求得好位子，知名补习班报名前夕，家长漏夜排队等报名的画面更时常跃上新闻。

“吸睛”胜过“品质”：老师要会“栋笃笑”

纽约时报曾以：“香港的另个明星：补习班老师”为题目，报导香港的补教业兴盛，老师的广告看板光鲜亮丽的情况。补习班重视包装，老师不只得内容扎实，还要有吸引力。而吸引力通常摆在二个重点：其一准确无比的猜题，其二独特的个人外貌或魅力。

有两个例子是最好的证明。曾在香港大型连锁补习班英皇教育、现代教育任教，有“补习天王”之称的萧源曾因多次猜中或是题库出过“类似”考试题目而声名大噪，最有名的就是“柠檬茶”与“冻柠茶”，但后来却被发现他并非猜题准而是“有内应”。2020年，萧源因泄漏试题被判监14个月。

另一个例子就是传出被以8,500万高薪挖脚的林溢欣，他曾被同门批评被以偶像的形式公关包装，并将简单的思维包裹成他个人的独创。如果没有帅气的外表，风趣也是一大利器，有人就曾说，香港的补习老师好像在讲“栋笃笑”，港台也有不少名师以风趣走红。

“吸睛抢学生”成为补习班最重要的事情，但在市场化超收过多学生的情况下，有时候太重视包装、风趣、学生量，教学品质反而被牺牲。对于这样的现象，赞同者认为，这其实可以倒逼“学校教育”不要死硬，要更将学习融入生活日常，打造有趣的学习方式，毕竟这是一个注意力时代，“老师连学生都吸引不了如何传授知识”。但也有人认为补习班太过“娱乐圈化”：辛苦备课整理讲义比不上一段有趣的笑话。

“学校不会，补习来补?”

归根结柢，补习文化的出现，仍是考试教育、社会对学历的重视、家长望子成龙等社会观念的加总，补习班承担了所有的期望，学生对考试的、家长对孩子的，甚至是学校老师教不完的，都落到了补习班的头上。

有评论提到，双减政策的一大重点是：“不要把学校的责任推给市场和家庭”，确实也是港台“补习班”承载太多期望的现状。“补习班付很多钱得认真上。”“晚上要补习，白天要补足精神”成为部分学生的缩影，“都给你补习了怎么还可以考差?”成为家长的说词，“学校教不会的，补习来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在这背后“教育该不该是一门生意”也成为大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