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躁动｜2002-2012：以经领政的野蛮生长

2002年岁末，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团体形成。当时的中国，也迎来空前的国际大环境——加入世贸组织、成功申办奥运和世博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暂时放松了对中共的遏制。自此，延续上一个十年“以GDP为纲”的发展思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速最快、对外交流愈趋开放的十年。
然而，这段时期中共在国民心中的价值感和公信力却日渐低落。无论是与光鲜亮丽的经济成就一同出现的贪腐滥权、房价飞涨、处处以“谈钱”为第一要务的拜金主义现象，还是中共十七大之后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中共在舆论战场的被动境况，民间对西方制度的向往，都可谓是那个时代的“躁动”。

外部环境空前宽松

二十一世纪头两年，在胡温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团体正式亮相前，时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为继任者扫清了一些外部障碍。

事实上，六四事件以后，西方对中共的认知相当负面。美国传媒仍时常播送六四事件的影像，无论民间还是制订防御计划的人都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而彼时，中美之间刚刚经历上世纪末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又在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上任后不久发生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加剧了两国关系紧张态势。

此时，“9・11”恐袭事件的爆发以及之后美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调整，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捩点，为中国延续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美国将反恐事业放在首位，中国在江泽民带领下第一时间向小布什致电慰问，节制干部及民间的反美言行，并对美国反恐事业举双手双脚支持。随着两名领袖隔年互访，中美关系宣告全面回温，两国军事交流也恢复正常，美国亦将中国从“针对名单”中连降了很多等级，不仅表示与中国具有“开放的、具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还将疆独组织“东伊运”列入了恐怖组织名单。在那样的背景下，中西关系也继续维持在较好的水平。

也正是在21世纪伊始，中国历经十五年的谈判终于加入世贸组织，开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北京和上海先后成功申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和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令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连夺全球两大盛事主办权，为吸收外资和提升国际形象带来助益，也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增加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民生政策有赞有弹

2002年11月，随着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亮相，坊间开始议论纷纷，猜测在他们治下，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虽然外媒更关注胡温在政治改革上的动作，但从内地传媒的报道来看，当时的民众更关心的是领导人亲民的形象，以及他们能否带来更多的民生福祉。

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任内时刻展现自己的亲民作风。在上任致辞时，他便介绍自己出身于农民家世，回忆了他那做普通教员的父母，让在场的中外记者感到亲切。他还多次强调民生工作的地位，每每在讲话中流露对民生疾苦的注重，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

当然，温家宝亲民的形象也受到网民调侃，乃至被唤作“影帝”，但是对于温家宝任内推出的农业税制度改革，百姓却深有体会。2004年起，当局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同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长9%，扭转过去4年连年下跌的颓势，并在之后数年维持正增长。2006年，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彻底废除，一举造福了多达7亿的农村人口。

曾在北京市延庆区地税局工作的尤文富回忆，在农业税被取消前，曾有家庭生活艰困的村妇提着一篮鸡蛋前来，请求以此代替缴交农业税——这项看上去“天经地义”的税赋，其实却是许多基层百姓延绵数十代的沉重负担。免征农业税大大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许多“洗脚上岸”、外出打工的农民又“脱鞋下田”，抛荒的农田又成了“抢手货”。以2004年就作为试点之一的湖南长沙为例，截至当年4月，早稻种植面积增加了四分之一。

这项历史性的创举，背后其实也有着大环境变化的因素。中国自战国时期就有强大的政治力，对社会资源的征集调配能力远甚于其他文明，但这对老百姓而言，却有着苦辣酸甜交集的感受。直到21世纪初，中国才真正成为工业国，发展出足够的工商业，令政府不再需要仰仗农业税收，中共实施这项改革的气候也终于成熟。

与废除农业税不同的是，当局隔年推出的另一大惠民政策“家电下乡”，未能收获民众的普遍好感。此一对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给予补贴的政策，是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期望藉扩大内需市场，来弥补电子产品外销订单急速衰退而带来的缺口。然而，家电下乡的补贴比例只有13%，价位也限制在低端产品为主，令一些民众吐槽称“比超市打8折还贵”，这项政策也被批“雷声大雨点小”，于胡温施政尾声宣告收场。

房产市场群魔乱舞

如果把“家电下乡”比作是食之无味的鸡肋，那么胡温时代“唯GDP论”纲领下对房地产业的过分倚重，令全民卷入一场“以房致富”的“躁动”，则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印记。

2004年起，当局出台一系列的土地新政，以加强管理和调控为名，把原先各单位拥有的土地出让权收归政府土地部门所有，举而变邓江时期土地出让的多元化为政府垄断。同时，全面推行“土地使用权竞标”制度，即政府部门制度性地拍卖土地使用权。

在“唯GDP论”的纲领下，各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的硬指标，而搞土地政策是最容易创造GDP成绩的，于是利用土地新政带来的制度之便，与企业家联手炒作土地。

而房地产之所以能够愈炒愈热，本质上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迁徙，令城市和城镇的房地产需求愈加强盛。又因为房地产在那个年代确实赚钱，几乎只要是个生意人，就无不想转行做房地产，大批民营企业家借势一窝蜂地抢进房地产市场，而不事生产。

及至2008年末，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稳定国内经济，温家宝又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令本来已经高不可攀的房价再上一层楼，中国后来也为此承受了巨大通胀后果。而观看后续的政策，中共也明显意识到这种“大水漫灌”是行不通的。

在当时，中共也推出过多项政策来规范秩序、遏制高涨的房价，包括增收税费、限购等，但效果不彰，甚至反成为房价上涨的刺激性因素，房价陷入“愈调愈涨”的怪圈，一些城市的房价在10年间上涨到10倍。

平心而论，“房地产经济”也有其历史作用，万千家庭由此身价翻倍尚为其次，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带动了一系列产业，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更为亟需用钱的政府带来了充足的卖地收入和税收，这样才能有钱推动各类公共项目及政务。然而，房价的高涨也令许多基层民众买不起房、住居空间缩窄，或者需要背负房贷当“房奴”——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十年间的房地产乱象，也都是因为政府施政“唯GDP论”。邓小平南巡后近20年，为了发展经济而带来的代价，正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不可承担，愈来愈需要解决。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总体上看，胡温执政十年的“以GDP为纲”，缔造了年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10%的经济奇迹。但经济上的“野蛮生长”，不仅在房地产市场产生突出的矛盾，也在社会治安风气等方方面面，积累了许多治理难题……

上有政府不顾生态环境、下有黑心商贩不顾产品质量，假冒伪劣盛行；贪腐、裙带、官商乃至官黑勾结，权贵主义横行，城管当街打小贩，强拆房屋和冤狱事件频传，“上访”成为一时国殇；军队里卖官鬻爵，非送礼而无法晋升，军队风气和基层士气受到严重影响；城乡和城市内贫富差距的加大，造就阶级和地域间的歧视；铺张浪费、炫富斗艳，社会风气愈发畸形。

以上种种乱象，借助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关注度倍增，但官方的危机处理方式，却每每火上提油，引起舆论更大的反弹。诸如牵动亿万人心的甬温线动车事故，就当局在事发后掩埋车头引起的质疑，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尽显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对舆情的不屑，令国民对中共、对政府的信心大幅下滑。

在这样的时局和社会气氛下，人民群众开始怀疑“中共”是否真的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连共产党最引以为豪的“经济政绩”，民间也不当一回事，反而认为共产党是发展经济的绊脚石，“不会管不如别管”。就连中共内部也人心涣散，一些大学生争相入党为的是捞取个人利益，一些官员嘴上说着人民却只想着吃香喝辣。

其实，执政者明知“以GDP为纲”会导致贪腐、舞弊，乃至社会风气沦丧等一系列问题，但为何仍决定继续行这条路？

需认识到，邓小平1992年的一锤定音，确立了“黑猫白猫”的阶段性国策，以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为先，历代领导人都“萧规曹随”。然而，市场经济发展增速之时，问题必然会涌现，调整政纲的时间点也不断逼近，领导者要把握的是，那个时间点究竟应落在何时。

显然，胡温治下经过权衡，认为彼一时期的中国，更加迫切需要把握内外环境的空前优势，专注改善经济境况。今天的国民回望一路以来中国在全球政经地位的攀升，便不难理解当初这一决定的正面意义。

对胡温政府而言，他们心中的使命或许就是延续江朱的市场化改革之路，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基础；而反腐、军改、政改、脱贫，以至于重新塑造“中共”的形象、让国家和社会迸发出新的活力，则是“留给继任者做的事”。当然，这亦可能是胡温江与习李之间的“默契”，只不过，若这些政策调整来得更早一些，当初是否就可以免于“亡党亡国”的隐患？

民情汹涌呼唤救亡

所谓“亡党亡国”，是在十八大时针对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即将离任的胡锦涛与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皆提出的警告。究其原因，在胡温执政最后数年，不光是腐败，这些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开始动摇人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信念，重燃六四以来沉寂许久的政治路线大辩论。

彼时甫兴起的微博等社交网站，也助推了这波政治热潮。一些被称为“公知”、“大V”的文人和学者，成为宣传西方政治路线的领头羊，批评中国的声音占据一席之地。与之相对的，官方宣传机器形同虚设，只能靠被动地删帖、封号，来解决眼前的风波。自称“自干五”的官方护航者们，则在舆论场上被严重边缘化。

那时候的西方社会，治理问题并不若今时今日突出，中国也没有完整建立起一套与西方对抗的话语体系，因此国民视西方制度为改善中国社会的范本。何况，当时的中共官员因其个人成长及教育经历，亦对西方有着天然憧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主要是以西方作为教本去行改革之路；在政治路线上，温数度提及的“政改”也引人遐想。如今美国不乏政经学界菁英认为美国犯下重要战略判断失误，误以为中国会随着社会及经济发展而走向西式政改——其实这并非误解，那一代的中共官员也不乏有人如此认为，只是后来时过境迁。

诚然，中共十七大末期开始的那些政治争论，也有受到政治权力斗争的影响。毕竟，各种山头争权的传闻，不断在老百姓间和外媒上被述说着。改革派中当然有人是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未来，但也一定有人只是为蹭这一波“政治热度”。至于少数“革命派”，则不免要面对大多数国民的拷问——就算对施政有不满，但“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能够治理中国？”总而言之，民间有改革诉求必然是合理的，但若认为改革就要照搬西方制度，便容易忽视改革的初衷，即是要针对本国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解方。

事实上，回顾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次政治路线的激辩，因应时势变化而调整策略，胡温执政后期的这次，便是1992年邓小平“一锤定音”确立的“闷头发大财”方针到了要调整的时候。这样的“躁动”，也直接催发了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班子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或者说中国，又到了新一次确立发展路线的时候，直到中共十九大才基本落定，迎来又一次的“一锤定音”。

注：20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理解中共对中国之意义，01中国将百年划分为八个阶段，于数周内以八篇文章尝试刻画“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彼时国民的意义。此为第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