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十五｜记者手记：灰色的回忆vs现时的自由？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武汉可能不过是中国的一座中部都市，那里有毛泽东留下的畅游长江佳话，也有被不少美食评论家津津乐道、代表武汉精气神的热干面，还有见证这座城市历史沧桑巨变的黄鹤楼。虽然这里有中国唯一的一所P4实验室，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0年疫情的爆发，让这座城市变得非同寻常，成为举世焦点。“武汉病毒”之说一度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追责。而在内地和香港，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惧，迅速转化为网络上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偏见与歧视，并在各处潜滋暗长。

而今，经过整整76天的封城，又经过近8个月的复苏，武汉的烟火气又回来了。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除了一个个因疫情而引发关注或是因疫情而出现的标识牌，比如华南海鲜市场、火神山、雷神山等，还在提醒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一场重大疫情危机外，其他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

尤其是散落于各处的夜市，一到了晚上热闹非凡，排队的人熙熙攘攘。刚刚开业不久的“茶颜悦色”奶茶店，光顾者平均要排队3个小时才能买到货。当地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武汉现在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说“武汉保卫战”积累了如何面对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经验，那么中国各地局部爆发后及时启动“战时状态”的举措，则为武汉应对小规模疫情反复提供了有效途径。所以，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着解封之后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也乐观地认为，就算武汉再次爆发疫情，政府也能积极有效应对。

这种对现状的判断与对未来的预期，让人们从心态上对武汉前期的混乱与教训，变得错综复杂。

譬如有不少人谈到疫情时，还是会心存芥蒂。尤其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那些特别敏感的地段。虽然这里已经全无疫情初期的痕迹，“华南海鲜市场”的招牌也早已被拆掉，可是紧张的气氛依然存在。只要一提到疫情初期这里的情况，当地人的第一反应先问“你们是记者吗”、“不要问我敏感问题”。勉强愿意说上几句的，也多是对自己生意受影响、日子不好过的抱怨。华南海鲜市场的二楼是眼镜城，进门时就被要求不能拍照，进去之后还会有两名工作人员紧随。

警惕之外，当地人对武汉主政者的防疫成效是肯定而积极的，且在表达这份肯定时，都会提到欧美等国防疫的糟糕情况：“武汉算是好的了，你看看国外现在乱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当时不封城，后果不堪设想，你看国外能做到吗”。当谈到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时，人们也愿意拉长时间来看，多数觉得“现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不容易”。就连红十字会这个遭遇大举围攻的机构，也有人替他们鸣不平。

要是疫情没有“下半场”，没有在中国之外大爆发，官方承受的舆情压力可能远不是今天这样。彼时，接二连三的问题和事件，譬如地方政府瞒报、误报，疾控系统预警失灵，李文亮等8名医生被冠以“造谣者”的罪名，湖北省政府及武汉红十字会的处理不力，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都会成为舆论围攻堵截的对象。尤其是作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去世当晚，舆情汹涌而至，悲伤夹杂着愤怒、控诉，倒逼公权力放低姿态倾听民心、民意。

而今，人们还会时不时提到李文亮，提到用日记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境况的作家方方，但是基本上已经“原谅”了政府，也给前期暴露出的问题找到了心理依托和合理解释。用当地人的话说，“湖北的书记和武汉的书记都下台了，真的是大快人心。”

人们总是这么健忘，也这么容易满足。不知道对主政者来说，没有社情、民意的倒逼，还有多少反思的动力？至少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真正吸取教训。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的，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举动行事不得不由自己来考虑、来决定。当重大的事变纷呈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段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对民众来说，与其去回顾武汉封城期间的“灰色的记忆”，人们更愿意充分享受“现在”的生动与自由。这也符合官方的意志。毕竟前者只会勾起人们的痛苦记忆和前期对公权力的不满，后者却能在海外防疫乱局的映衬下极大提振民族自信心，也能给更多投资者以乐观前景。

但疫情对武汉经济层面的冲击，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武汉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回升幅度分别快于全国、全省6.8和0.2个百分点，重创后的武汉已重新返回中国前十。但数据之外，更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不管是高端消费区，还是街头的平价商铺，不少已经关门。尤其明显的是户部巷，这里是当地有名的汉味小吃街，不少商铺的倒闭显得整个街面积“缩小”了。

在离开武汉的路上，想起疫情期间看过的法国作家加缪的作品《鼠疫》。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节，鼠疫悄然离去，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加缪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选择给后来的人们敲响警钟：

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们带去灾难和教训。

置换到这场我们共同经历的疫情，虽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总结与反思不该被胜利的凯歌所淹没。

4月8日，也就是武汉解封的当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4月8日不是抗疫最终胜利日》，文章写道，“谁都不愿意重温噩梦，再被疫情裹挟；谁也不愿意再置身于疫情笼罩之下而禁足家中”。就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不仅4月8日不是抗疫最终胜利日，即便到了今天，任谁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最终的胜利”。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这场全方位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意义不该止于一段灰色的回忆，更不该用“现在”的生动和自由来合理化前期的问题与矛盾。否则，当下一场危机到来，就像SARS的悲剧重演一样，我们又会被打得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