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摆地摊没有错 重点更应放在“管理”
在5月28日的两会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全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还说今年中国的经济重点就是就业；6月1日，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公开称赞地摊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霎时引起各地的“摆摊热”。
但6月4日起，官媒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与央视接连发出批评地摊经济的声音。撇除政治因素，地摊经济的对错究竟何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包含中国在内，全球各地的经济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打击。北京也罕见地未对今年的经济发展给出指标，而是以“六保”、“六稳”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今年适逢中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却意外遭遇新冠疫情，各地的脱贫任务受到影响；甚至，诚如李克强所言，有些地方还因此“返贫”，这些都是中南海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不过，虽然内地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千元人民币，但脱贫标准是年收入不到4千人民币，因此，6亿人中的绝大部分年收入仍是在贫穷线之上，不是官方定义之贫穷人口。但从李克强的言论中可以得知，即使这些人年收入超过4千人民币，从现实层面来看，他们的生活也绝不轻松，甚至过得十分清苦，这是数字上的“脱贫”看不出的。
而自2005年内地展开“文明城市”测评后，各地方的城管人员驱赶流动摊贩、清理占道经营，因此引发的执法过当案件屡见不鲜。但为了在疫情当下能够活络并刺激基层经济，李克强一席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谈话，扭转了过去几年各界对地摊经济的负面批判。一时间各地兴起“摆摊热”。
然而，事隔仅仅数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列举了北京作为首都不宜鼓励地摊经济的理由；央视称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人民日报也称地摊经济升温但“不能发烧”。
地摊经济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堪入目？对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其实不然。事实上，地摊、小贩生意本就是重要历史文化之一，例如刘备未成名前就曾编织草鞋摆摊贩卖；姜太公据说也曾在市集里卖酒贩肉。不过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地摊经济当时不甚风行。但到了魏晋南北朝、甚至唐代后期，摊商经济就日趋蓬勃，宋朝时更是百花齐放，就连官方也鼓励，还有一些摊贩变成大商人。到了清代，政府甚至默许摊贩进入衙门兜售。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虽然“士、农、工、商”的商人是地位最低下者，但仍可见地摊或摊商经济在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面。
此外，具有中华文化传承背景的台湾，也存在许多摊商或地摊经济的遗绪。各地知名夜市与老街，往往变成旅游名胜景点，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前往一探究竟。甫被罢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2018年时的选举口号就是庶民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夜市经济的成长。重视基层及底层民众的经济需求，获得当时许多台湾民众的认同。
其实，台湾内部对于摊贩的管制，各地方县市都有《摊贩管理自治条例》，对于何处可以摆摊、谁可以摆摊、营业时间等都存在相应规范。当然，法律是死的，有时候仍存在一些人情空间，因此也常看到所谓的未获许可的流动摊贩或摊商在街角、巷口摆摊，平时无事，但一遭检举，就必须承担罚款甚至收摊的后果。
至于中国大陆，为了整治市容、塑造“文明”形象，因此过去一段时间对地摊商几乎赶尽杀绝，北京甚至还有清除“低端人口”的争议，此次地摊经济不意外地又引起众多讨论。必须了解的是，这些小本生意本就存于历史发展之中，且各地方的发展与特色也不同，官方更应借此因地制宜、妥慎规划适合各地发展的地摊或摊商文化。摊商经济一旦处理好，反而能够成为吸引游客、甚至带动基层经济的涡轮。但假如各地只会盲目跟风或吹捧，就有可能失去原本的初衷，未见效果即遭腰斩，这对于致力追求发展底层或大众经济而言，绝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