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与中国・三︱反智的民进党　不断败坏的台湾民主

2024年5月31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举办石之瑜教授的新书讨论会，活动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黄旻华教授开场、中山大学政治所荣誉退休教授廖达琪主持，并与政治学者施正锋、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兼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高彦、《风传媒》总主笔夏珍、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曾国祥进行对谈。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国际关系、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与知识人类学，不仅学术专著等身，更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带有强烈批判，且时常在两岸媒体发表时评。此次新书《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讨当今中国政体下，儒家和社会主义原则如何塑造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同时期望超越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作为关心两岸思潮的媒体，《香港01》获邀前往采访，此为系列报道第三篇，全部共三篇，本篇聚焦社会与时政议题。

廖达琪：归属要如何建构

廖达琪首先笑评，石之瑜似乎在练电影《功夫》中的如来神掌，在练成可以打败武林高手的最上乘功夫前，“要先被打到快死，要打到几乎什么都不行了，全身皮破血流、内伤无数，然后任督二脉忽然就通了，通了以后就能练成如来神掌，可以一掌击败天下人”，所以石之瑜也甘犯所有政治不正确的大忌讳，包括《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这本书。但《功夫》最后是以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作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是我对石教授的诠释。”

廖达琪接著指出，石之瑜提到超越自由民主跟威权专制的二分，其实在比较政治的场域，目前的研究方向也认为民主与威权之间没有绝对界线，因为民主与威权都可以分出很多类型，而非一刀切。“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对分类的过度简化，从来是不智的，尤其是直接把民主说成好的、把专制说成坏的，这是太简单的二分法。我们应该可以做很多的重新创意。”

廖达琪表示，石之瑜希望把儒家带入治理性，并且用在当代中国，书中也突出了身分归属（belonging）与权力支配（dominance），展现了政府组织有机性（organic），与一般论述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的机械性（mechanical）不同，是由思想层面来推论下面的次分类。而一般在讨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的文献中，论及人与国家、更上层制度的关系时，通常是用服从（obedience）与反叛（rebel），不同的思维概念，会引导人们从不同方向解释人跟社会跟国家的关系。“重新分类是好事，尤其试图要将儒家带入治理的讨论，只是好奇，这样的框架是否只适用于中国？新加坡可不可以用？会不会更有意思？”

廖达琪再针对“归属”进行提问。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是不是应该成为所属国家的荣耀？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最多的是法国，第二多的是美国，但有没有可能，得奖人的身分很难归属？例如石黑一雄，日裔英籍的2017年诺贝尔奖得主，他写的《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就描绘一个在英国贵族庄园工作的仆人，看著贵族如何与纳粹交涉、保护英国，只是纳粹后来并没有遵守协议，所以这个贵族也在二战结束后，因为自己的绥靖行为背上叛国骂名，老仆人因此对他感到同情，虽不认为主人有什么错，却也因此不敢承认自己曾在这个庄园当管家，即便后来他转到美国庄园帮佣，也不敢提一个字。

廖达琪表示，石黑一雄虽然种族上是日本人，却是在英国写作，永远“介于两者之间”（in between），他出生在日本，后来移民到英国落脚，5岁开始就在英国受教育，后来投身文坛成为世界知名的小说家、文学家，但英国重来不会认为他是英国文学家，而是将他定义为移民文学。“这样的石黑一雄，他是谁，他属于哪个社会？哪个国家？他是日本人吗？还是英国人？芸芸众生中，我们怎么被简单的国家或社会归类？石老师的归属与支配间，好像还少一块，所谓归属，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机制是什么？你要怎么支配？”

廖达琪最后幽默总结，自己常常在想，台湾政治学界如果没有石之瑜，其实会非常寂寞，而且可能会有一点无聊，“反正有你在，是台湾的风景，是台大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施正锋：对民进党治下民主感到失望

施正锋则以政论辣评开场。

其首先重批台湾近期的“国会改革法案”纷乱，称自己在去年8月1日退休，但因对民进党治下的“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感到失望，所以把所有民主、自由的相关书籍留给还在教书的系上老师，反正讲那么久也没用，例如最近有民众针对“国会改革法案”进行抵制连署，“我看到一堆屁孩加律师，写一些东西，就有几万人按赞，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你跟我讲这叫民主，这是什么样的民主？这些人不认真又不念书！”

施正锋表示，自己对现在的台湾民主非常不满，“民众好像2年做一次主人，接著很高兴、回去就可以睡觉了，接下来政治人物就会取悦我们。”施正锋接著说明，讲到中国的专制政体，自己最近一直在念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资料，其实在这段“专制民主”时期，很多的欧洲国家的帝王都是亲戚关系，例如瑞典王朝就有来自法国的血统，原因是国王无嗣，所以就迎接一位法国贵族到瑞典封为王储、进行监国，国王去世后即位，“感觉也与现在的中共有些类似，指定接班”，施正锋更补充，当然日耳曼人最早也是用投票的，但投票投到最后都可以收买。

施正锋接著批评，讲到传统民主，都是说选举，孔孟儒家则是说民心，那“民心”是什么？陈水扁与马英九下台前，两人民调都很低，“结果你看蔡英文，竟然还那么高，而且赖清德才刚就职，蔡英文下台还没一个月，竟然就已经开始有人在怀念，就已经开始‘缅怀蒋公’，你们不觉得很扯吗？”

施正锋指出，民主的过程就是选举，现在标准基本上就是多数决，台湾执政党却高喊要“尊重少数”，这又是什么东西？“不讲专业、不讲知识，民进党就是反智，反智是不对的好吗！有些事情，要问我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我要去问我的老师吗？去问教科书吗？没有，我就问我的良心！”施正锋举例，民进党2020年停播中天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就只有我白痴”，导致自己被泛绿的政论节目封杀。

施正锋接著呼应廖达琪提到的“归属如何建构”，并批评民进党提倡的台湾原生论其实就是杂种论，表示从过去的廖文毅到近年的萧美琴，都不断强调台湾人在种族上的混血，甚至连荷兰人都纳入，“但荷兰人才占我们百分之多少而已啊？”施正锋进一步痛批，荷兰人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抛弃者，“例如《安平追想曲》，就是讲荷兰人抛弃我们，就跟《海角七号》是讲日本人抛弃我们一样，台湾人就这样永远活在自卑里？”

施正锋最后总结，台湾人不断展现原住民的工具性。“我们如果要跟中国比炎黄子孙，就会强调原住民，因为这是本岛的，有别于对岸，我们被羞辱的时候呢，就依赖原住民在体育运动争取荣光，平常我们也说很欣赏原住民能歌善舞，但一吵架就脱口而出‘死番仔’（台湾早年对原住民的称呼，后延伸为语言不同或无法沟通之人的贬称）。”

夏珍：儒学不能跟现代民主划上等号

夏珍首先感谢石之瑜常在《风传媒》发表时评，称自己特别喜欢石的文章，因他总是剑走旁锋、出人不意，“有时候我看到石老师的文章会从电脑前面跳起来，原来骂人可以这样骂，这种角度太过瘾了。”

夏珍接著分享，自己本科是历史科系毕业的，但自己特别不喜欢把孔学、儒学跟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画上等号，“我觉得完全不能等，我觉得两者就是不一样。”夏珍表示，儒学儒家确实有讲民本，但民本不是民主，且儒学儒家基本上是内圣之学，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而不是外王之术，“你想要统治国家，我觉得儒学一点都不管用，你还必须要靠法家”，法家建立了制度，就如张君劢先生所说，要从宪政秩序达到治术，精神上是儒学为内，但外王之术，还是要通过宪政秩序来建立国家治理。

夏珍指出，台湾过去经历威权时代，但国民党威权的时候，统治者基本都受过儒家训练，再威权都会设法装出门面，就算威权也要体面，不过晚近台湾民主化后，政坛风格就不是这样了。

夏珍说明，自己不久前参加江宜桦夫人李淑珍新书《致一个青春民主的时代》发表会，心中格外感慨，“因为江宜桦跟他太太都以新儒学知识分子自居，就像马英九时代内阁，每一个人都翩翩君子，每一个人都像儒学里头走出来的人，可是他们的评价却是这么得低。为什么？”夏珍表示，因为儒学是放在心里的，你能要求自己做好，却不能要求别人，所以碰到太阳花时这些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很麻烦的。

夏珍还提到，民主政治要选举，但知识分子会觉得到菜市场去跟人家握手，向选民请托一张票，是一件太尴尬的事情，君子不宜做这样的事，“但民主的选票政治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

夏珍指出，自己很担心台湾民主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一套、不只是新儒学，基本上在我们教育里头断裂了，像我们这一代还晓得体面是什么、讲究是什么，还会想到要做这个事，你再往下其实就没有人追求这个了。”

以台湾历史课纲为例，课本里头不教岳飞是谁、取消掉了文天祥，“坦白说，如果民进党或其他政党，真的要建立抗中保台的思维，那么文天祥跟岳飞应该要放在第一课跟第二课，至少让大家学会，为国牺牲、牺牲性命是件浪漫又光荣的事情。你连这两课都没有，我干嘛牺牲生命呢？”夏珍表示，自己很难想像现在的网红名嘴、上街头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想的，“早年的台大野百合学运，在中正纪念堂静坐了那么久的年轻人，难道会群聚呼大麻吗？怎么可能呢？但现在就是阿！”

最后夏珍总结，儒学还是好的，对为官的人来说，自己倒楣时这套东西特别管用，因为中国文人倒楣的多，所以这套东西可以教你倒楣的时候如何自处，而且不得忧郁症，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