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三件大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年和改革开放46年，数十年发展过程中未曾解决的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中国通往长治久安、良政善治之路的最主要考验。其中，有三件大事是所有问题的要害，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成效。

第一，尽快让经济走出困境，让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中美博弈和新冠疫情叠加冲击，不少企业和家庭都面临生存困境，青年失业问题突出，许多人陷入“躺不平、卷不动”的两难，负面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

去年11月，《财新周刊》社论《改革亟须新突破》写道：“中国经济持续面临增速下行压力，人口红利已经骤减，外部环境恶化，叠加三年疫情冲击，目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拮据，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引发的财政金融风险显露，令人担忧的就业形势关乎民众福祉与社会稳定。近期形势虽有所好转，但是，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国经济尚未完全重返正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下中国“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以笔者的经历来看，笔者是湖北人，有不少朋友、同学生活在武汉，2020年疫情肆虐武汉时，笔者所认识的人当中无一人感染。然而，过去两年以来，笔者认识的人当中有多位失业，其中有的人失业将近一年。他们曾在教育、房地产和医药行业工作，但都在经济周期中成为他们口中的“时代的眼泪”。他们都是90后，自小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成长于新一年比前一年好的时代，然而现在都面临困境，信心不足，被焦虑、迷茫裹挟。因为市场行情不好，昔日不被看好的公务员、事业编现在大火，许多人的创新、拼搏精神已被保守的避险思维全方位压倒。

从内地社会舆情来看，面临失业、收入下降困境的人屡见不鲜。行业内卷，滴滴司机、外卖骑手的人数攀升，都是有说服力的证据。无论对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目标来说，还是与美国展开和平、良性的竞争，都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多次说过，“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政治，是大局”，“快速发展仍是中国未来30年关键中的关键”，“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境的当下，针对失业问题、民间信心不足问题，中国尤其要想方设法、集中精力让经济重回正轨。

第二，在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下大力气去促进社会公平，为中下阶层、年轻人创造公平机会，为竞争失败者建立基本保障体系。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目标。传统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当代中国则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然而现实总与理想有很大落差，过去一些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日渐突出，阶层开始固化，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收窄，向下流动的通道持续扩大。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民众尚且能忍受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尤其是在高房价、低福利和三年疫情的叠加影响下，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贫富分化、阶层固化问题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一些与阶层固化、炫富相关的新闻，总是显得格外刺眼，引发大量网民的一致愤慨。

自古以来，解决贫富分化、阶层固化问题都十分不易。忽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盲目追求平均主义，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悲剧结果；反之，如果任由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持续恶化，又会让中下阶层、年轻人失去希望，压抑活力与创造力，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鸡飞蛋打的结果。

邓小平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二十大报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涵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然这样，怎么在保持和鼓励竞争，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合理、有智慧的方式来促进公平，改善中下阶层处境，畅通阶层流动通道，让奋斗改变命运而非出身决定命运，正日益成为中国长治久安的一个主要挑战。

第三，探索高质量的民主体系，以保障和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传统中国王朝总是受困于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把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中国送上大踏步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民众的现代意识都有大幅提升。然而时至今日，因为中国民主成分不足，被毛泽东视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的人民监督未能形成刚性、合理的民主机制，政治体系依旧面临“左手监督右手”的内在悖论。

正因这样，不少人担心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能否长久可持续。笔者在《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书中写过：“过去40多年，尽管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生态大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但因为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高质量民主体系，政治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法治和国家能力因为民主问责的严重不足而时常被异化和扭曲，许多人对改革开放的可持续性缺乏信心，权力任性和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因为缺乏高质量的民主体系，中国难以将广大人民转化为政治进步的最大支柱，政治运作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来传递政策指令，而这条管道又和自下而上的讯息反馈管道高度重叠，结果势必容易造成唯上和讯息失真的困境，面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

政治是公共管理，协调人和人、人和组织、组织和组织之间超出自治范围的事物和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政治体系包含的贤能面向密不可分。但从古今中西的经验来看，政治体系能否健康长久可持续，既取决于能否保持和扩大贤能面向，又取决于能否有效节制腐败、官僚主义的劣币驱逐良币冲动。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离不开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现代意识相匹配的民主。民主依旧是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只不过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样形式的民主才是适宜的、高质量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为彻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