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下｜《中国可以说不》背后 民间与学界的联动
记者手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借由偶发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舆论场就会掀起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近到农夫山泉的遭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身亡后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反应，远到2012年多个城市联动发起的反日游行及抵制日货行动，批评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调基本口吻一致，那就是随着中国崛起，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已然合流且共振，在汹涌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裹挟下，中国正在距离多元、开放、包容越来越远。
情况果真如此吗？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中国民族主义经过了怎样的酝酿与铺垫，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香港01》记者多次与政治学者房宁围绕此话题展开对话与讨论。房宁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并曾两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授课。从上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后的文化震撼到自由化浪潮，再到六四事件带来的政治震撼，房宁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和参与者，进入到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开始兴起，房宁详述了三个标志性事件：中国青年看世界、《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这三个事件互相作用，彼此关联，推动民间表达进入学术话语，也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图景。
经记者整理并房宁修订，《香港01》将所谈内容分上、下两篇刊发，上篇聚焦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篇透过三起标志性事件回顾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文章内容保留了口述风格，以期从第一视角提供理解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面向。
问卷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
1995年新年过后，按惯例“青马”要研究年度的工作计划。前几年，我们安排了一些调研和研究会会员的征文活动。这些都是民间学术团体惯常的活动。这一年，我们考虑要搞一点新活动，来点新花样。我们想到，是不是搞一次媒体上的读者调查。那些年虽不像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社会问卷调查那么时兴，但也还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我们是一个中青年的学术团体又大多在高校工作，于是我们提议搞一次针对青少年政治观念的媒体调查。王小东那时已经调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他与《北京青年报》熟悉。他建议找《北京青年报》的副主编杨平联系。那时《北京青年报》是一家相当有影响的报纸，我正好也与杨平认识，就请王小东联系杨平。
我记得大约是2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小东约杨平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门西侧的红楼餐厅餐叙，探讨一下媒体调查的事。那天，我因为有课去的晚了一点。我到达的时候，发现在座的还有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孩子。经介绍才知道，这位小美女原来是《中国青年报》新组建的调查中心主任马明洁。马明洁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的首届毕业生，她十分活跃，快人快语。听说我们要搞媒体调查，她马上表示有兴趣。她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21世纪的报业竞争”。我们觉得她很聪明也很可爱。我和王小东与杨平谈起“青马”希望与《北京青年报》合作，搞一次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有关的青少年政治观方面的随报调查。马明洁一听便说，这个设想很好，她愿意承办。我很意外，不知道如何协调。马明洁显得很有信心，甚至还和杨平争了起来。我们三人毕竟年纪大，马明洁是个小妹妹，似乎不好与她争论。我也考虑毕竟《中国青年报》是带“国”字头的报纸，在全国影响更大一些。于是，我表示《中国青年报》可以考虑。但马明洁提出，要是由她们来做，还需要一些经费。我有些为难，我们研究会没有太多的经费。马明洁表示，她可以去找赞助。最后，大家商量好一个妥协方案，如果马明洁找到了赞助就由中青报办，如果找不到经费，就由北青报办。杨平很大度地答应了。
没过几天，我接到马明洁电话说，经费的事落实了。我挺意外，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还真能干。接下来就是商量调查题目，马明洁说，如果就国内问题调查青少年的政治观会比较敏感，有关部门审批起来困难会比较多。马明洁建议搞一个中国青年国际观的调查，中国的事不好说，那就说外国。马明洁意见我们都认可，最后调查题目确定为“中国青年看世界”。
确定了搞青年政治观调查为研究会今年工作重点，我们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马明洁、王小东负责《中国青年报》方面的准备工作，我重点负责动员研究会方面的学者做调查题目的研究和酝酿。我们召开多次会议，请了许多研究会的骨干征集调查问题。人民大学的叶卫平、郝立新等都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最后，由马明洁、王小东和我确定了问卷。马明洁不愧是行家，从社会调查和新闻学角度提出了许多专业性意见，保证了调查问卷的质量。
我记得，应该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那天调查问卷登报。问卷回寄截止日期是8·15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准备9月份公布结果，大概的节奏就是这样的。问卷登报那天我很紧张，不断给马明洁打电话。当时已经是90年代中期，民众对于社会调查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反响那么热烈，有时遇到社会调查访问甚至会有些反感，访谈员很难敲开老百姓家的大铁门。《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当时还有几十万份。电话里，我和马明洁说，能有一万份回寄就好了。如果回寄太少，那就尴尬了，毕竟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周章。
第二天一早，接到马明洁的电话。她说，“房老师，有个事挺有意思，昨天下午都下班了，有两个清华的学生找到我们报社直接把卷子送回来了。”我们调查的形式是，随报附上一张表格，读者在表格与题目对应编号上做标记。马明洁说，当时两个学生是一起过来的，送回来两份答卷。我们都感到很意外，这说明什么呢？接下来的几天，问卷的表格如雪片般涌向《中国青年报》的传达室，报社收信的数量猛增，各个角落都堵满了。这让我们欣喜不止。到了后期有成捆的包裹寄到，原来一些学校和单位把填写问卷搞成活动了，复制了报纸问卷和答案表格，请学生或青年填写。有的一个包裹就寄回两百多张表格。蜂拥而来的邮件使马明洁的社调中心完全招架不住了。不得已我从首师大请了20来位学生，每天从西三环穿城而来，到东城海运仓的中国青年报社来帮忙拆邮件和登录，忙的不亦乐乎。据最后的不完全统计，大概收到了15万份。看到报社随报调查反响如此热烈，《中国青年报》的领导们非常高兴。听到相关情况反映后，一直非常支持和关心我们研究会的北京市委宣传副部长刘述礼和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也对此事十分重视，一直关注事情的进展，给我们很大的勉励。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一件影响蛮大的事情。9月15日，公布完调查问卷的频次统计之后，我们开始撰写一些分析性文章，主要由王小东负责。小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总有股扬刀跃马的豪气，并且具有理论功底。他性情直率，说话、写文章尖锐、激烈。他是80年代民族虚无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
说实在是，我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时光。尽管当时我们很孤立，我的心中也有许多困惑和迷茫，但我们很有勇气，敢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何新、闻迪、陈映真，当然还有王小东、马明洁以及我们“青马”的兄弟姐妹，我把他们视为战友，引为同道。我想他们的名字会与那段历史同在。
结果公布之后，各路媒体，主要是国外、境外的媒体纷纷要求采访。而让我们感到最意外的是美国大使馆居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找上门来了，他们要求了解这个调查的背景。他们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搞这个调查有何背景？第二，我们怎么看待和评价调查问卷的结果？第三，调查方法是否专业、科学？
我们很好奇，美国大使馆怎么会关注这个事情。毕竟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心里不免有些疑惑甚至紧张。我们几个人商量之后大概做了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没有上级授意，主办单位是马研会，这是我们自发组织的项目；第二个问题，如何评价这次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特意强调这只是对《中国青年报》读者的调查，而不是全国青少年的抽样调查，现在的结果仅仅反映该报读者的看法。第三个问题，我记得回答的很巧妙。针对美国人的怀疑，我们指出《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主任马明洁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第一批毕业生。美国人一听就懂了，因为当时雷洁琼、费孝通先生创办的北大社会学系自然是洋派，用的都是美国教材、美国方法，相当于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这一点足以让大使馆的人信服。
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美国大使馆派员匆匆来访的内幕。这是唐家璇外长后来把相关情况反馈给了《中国青年报》，他还表扬中青报完成了一次很好的“公共外交”，当时也叫做“人民外交 ”。毕竟美国大使馆非常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思想动向。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调查是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由头，但调查问卷中一些问题，至少从结果上看与美国密切相关。其实当时连我也没有特别注意美国人关心的那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刻意安排的，而美国人发现了问题。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三个问题：“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结果美国排第一，日本排第二；“你最不喜欢的国家”，结果美国也是排第一；“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结果美国还是排第一。这三个问题是开放题，空着三个空，由读者自己写上去。问卷本身没有任何引导，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甚至我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和不解。
我想美国大使馆最终还是确认了中青报调查的真实可靠性，向美国政府做出了报告。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就改变对华政策到美国国会听证会发言时引用了两个例证，一个就是这次《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结果，另一个就是后来中国的一本所谓“民族主义”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克林顿以这两个事例，说明中国的社会思潮转向了，中国青年的国际观改变了，以此说服美国议员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为“接触”政策。
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青年看世界》产生了许多外溢效应，以后的几年我慢慢地感受到了。
1999年一月的一天，社科中心来电话，说武兆令老师叫我马上来一趟。那时我还住在人大院里，社科中心在人大附中外面的一座写字楼里，距离很近，我十多分钟就过来了。我到了武老师的办公室，见到武老师正在与两个青年人谈话。见我来了，武老师说：我给你介绍两位年轻朋友，便指着其中一位个头不高，人很精干的小伙子说“这位是宋强”。宋强，我一下反应上来，他不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吗？确认了宋强的身份后，我很高兴，宋强的态度更是热情。他说：房老师终于见到你了！我们一直都特别感谢你和王小东。我听他这话有点疑惑，便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向我讲起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来历。
原来《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作者都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张藏藏，真名张小波。乔边，真名马利军。张小波和宋强都是校园活跃分子，搞摇滚音乐和所谓新诗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问题学生。后来又因为一些其他问题被解除了学籍。马利军是宁夏石嘴山人，回族，人非常朴实。他有个缺点外语总学不好，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也退了学。这几个同学失学后就来了北京，当“北漂”。几个同学虽然因各种原因失了学，但可都是聪明人，十分敏锐。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又都会写，有很好的表达和写作能力。问题是几个一文不名青年人来了北京能干什么呢？那个时候，社会的阅读风气很盛，于是在大学校园里兴起一阵“攒书热”。一些大学生凑在一起，很短时间内就能攒起一本书出版，有的居然还成了畅销书。比如：《第四代人》就是当年大学生写的一本畅销书。
宋强等人当时很落魄，几个人挤在北京的一间地下室里，天天琢磨着弄个什么营生好生存下去。别无长技的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自己手中的笔，打拼下去。于是，他们决定：攒书。定了攒书，接下来的问题是：攒什么书呢？正在犯愁之际，一天他们偶然看到了《中国青年报》上的读者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这个调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他们持续关注和研究调查的后续结果和各种评论，渐渐地一个主题在他们头脑中形成了——民族主义。他们意识到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新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已经萌动，这可真叫“风起于青萍之末”。于是，他们决定打民族主义牌。当年，日本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本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他们就来了本《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十分畅销，甚至可以说在出版界、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定轰动。这本畅销书也是观察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思潮变化的重要窗口。如果说《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所反映的民意是统计学意义上的，那么《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社情民意的市场表达。很多人爱看这本书，人们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可以说不》卖了300万册，还不包括盗版。这在中国政治评论性书籍中是空前的。
该书的几位作者各有特长，应该说也反映出了当代青年的几种类型。第一作者宋强，很有文艺细胞，擅长社会观察，有较强的表达和写作能力。第二作者张藏藏，是个很有头脑，善于经营的家伙，他主要负责书籍的出版经营。还有就是古清生和乔边。古清生是个青年作家，本身是写小说的。他在青年人中可算是个有见识有阅历的人，年轻轻的他曾经考察过黄河，是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最后一位作者是乔边，也就是马利军。马利军后来说，那时张藏藏常挤兑他没有怎么参与写作，也就是在一旁敲敲边鼓。既然张藏藏这么说，马利军索性就化名“乔边”，是敲边鼓的谐音。马利军为人朴实，是个埋头苦干的人。《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马利军在宣传推广，即所谓“铺市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总之，这几位年轻作者都是有个性的有为青年，中国青年的思想转型，中国社会的思潮起伏被他们感受到了，捕捉到了，也被他们表达了出来。
那天，我来社科中心比较晚了，记得谈了约有半个小时，宋强等人就起身告辞了。我把他们送出来，宋强站在电梯口，对我说：房老师我们一直想见到你。我们当年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受到了你们做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的启发，成为畅销书是误打误撞。《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许多不喜欢的人一直在骂我们，说我们是一群愤青、“发烧友”，根本不配谈论什么国际政治，更不配谈理论。我们虽心里憋着一口气，但的确我们不是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我们确实也不懂什么国际政治，我们只是对国内崇洋媚外风气看不惯，一时兴起，一吐为快。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专业工作者，是专家、教授，你们才是中国真正的精英，你们一定要讲出中国的理论，你们也有能力讲出中国的理论。
宋强问我：我们能否合作出书。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几个写出《中国可以说不》以后确实发了点小财。说到这，他狡黠地笑了笑。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宋强告诉我，现在他们几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出版公司，一年能出两三百种书。他说：房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由你来组织写一本真正反映中国立场、中国道路的学术著作。你们就管写，出版的事我们来负责。宋强态度十分诚恳认真，看他的态度，我就随口答应了。我说好呀，那我们考虑考虑，看看能做点什么。宋强有些意犹未尽，但话说到这儿，他就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告别了。
和宋强见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真实真诚的年轻人。但宋强所托出书的事，说实在的当时忙这忙那，确实没有认真考虑。但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和宋强见面后，转眼间就到了春天。5月10号那天，我正好在社科中心，因为同事也是好朋友赵会民要我到人大附中帮他办点事情。他也是“青马”会员，办完事，我们就到社科中心坐坐，那里是我们的“家”嘛。可是，忽然他的BB机响个不停，他又是看BB机，又是打电话。我问怎么会事？他骂了一句，说TM的把大使馆给炸了。我没弄明白，忙问他炸了什么使馆。他说，美国把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炸了。我大吃一惊！赵会民急匆匆赶回学校了。那时他已经是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了，分管学生工作，自然要赶紧回学校。
很快北京的大学生纷纷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抗议。学生们抗议声讨声势很大，整个北京群情激愤。那天晚上，我也是彻夜难眠。但是，我不能和学生们一样去大使馆喊口号、扔石头呀！作为一个学者总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晚上十点来钟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宋强约定写书的事情。想到这儿，我决定马上动手，组织“青马”的同伴们写书。我想我们应尽快发声，时间紧迫，不能按常规去组织课题最后出版，而要尽快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写有编。总之，尽快出版一本书，表明我们的看法。
那晚，我便开始打电话，给王小东、李新中、祁金利、韩德强等同伴联系，也给宋强打了电话，说马上就开始写书。宋强很高兴，连声说好。我们商定，书的主题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写就写，来不及写就把以前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拿出来，由我和宋强进行统一的编纂和改写，最后搞成一本专门论述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性著作。
当晚，反正也睡不着了。我索性打开电脑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框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并准备在尽短时间拿出成果，其实是因为我们前期大量的准备和长期思索形成的一些既有的思路和看法。而且，当时我手上有一个五万字的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报告。
1992年以后，我在迷茫之中逐渐沉静了下来，决定好好地思考，好好地观察，真正做些理论研究工作。这里我首先是要感谢社科中心，感谢武老师。“青马”成立后，社科中心和武老师对我们这些骨干十分关心，着意地培养我们。也许因为我做秘书长的关系，与社科中心联系最为紧密，有空就往社科中心跑，因此也许我受益最多。
社科中心是整个高校系统中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中心。社科中心联络着全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院系及教师，组织学术研究，观察思想文化动态。社科中心当时组织了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课题，涉及范围遍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等诸多学科。那时，从周一到周五，有时甚至周末，社科中心人来人往，会议研讨不断。那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天出入社科中心的都是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顶级学者，泰山北斗、洪钟大吕。
每逢中心举办重要的研讨会、研讨班，武老师都要求我们“青马”骨干尽量参加。1991年社科中心举办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班，当时影响很大，中心请了陈岱孙、高鸿业、吴易风等专家领衔讲座，我几乎是每次必到。此外，理论经济学方面的陶大镛、宋涛、魏兴华、胡钧，国际经济学方面李琮、仇启华，哲学方面黄枬森、朱德生、赵光武、徐崇温、陈先达，伦理学方面的罗国杰、许启贤，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许征帆、靳辉明、梁柱、林泰、李润海，历史学方面戴逸、龚书铎、张海鹏，新闻学方面喻权域，文学方面袁行霈等等大名鼎鼎的学者们，隔三差五就来中心开研讨会、举办讲座。武老师对我格外关心、关照，每有重要学术活动都会通知我参加。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没有再上研究生。那阵子我常开玩笑说，我是在社科中心读的硕士和博士。应该说，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顶尖学者都是我的老师。
当时，社科中心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问题十分重视，我也对这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
1991年以后，我开始比较系统地关注和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1992年我和赵会民合著出版了《现代西方政治理论》，1995年我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这是我自己独著的第一本著作。现在看起来，这本书还是仅仅是个习作水平，但那是我在社科中心受到历史、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的全面训练之后的成果。
当年，高层领导们对我们“青马”学者的成长格外关注。听说我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青马”顾问、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十分重视，指示要召开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会在人大资料楼二层的大会议室举行。“青马”开会我照例要提前到，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会议室，一进门居然有一个人已经坐在里面了。我定睛一看，竟然何东昌主任！何主任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从不让人称他“主任”，我们一律称他为“东昌同志”。那天我好感动，一个年轻教师一本小书的发布会，居然国家教委主任亲自出席并且提前到会。那天会上，东昌同志给了我及“青马”的年轻学者们很多勉励，记得他还特意加重语气地说：“我们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精英”！在80年代，“精英”是个特殊用语，特指那些西化、“自由化”的学者。
大约是1997年的时候，社科院有个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研究”，由当时马列所所长靳辉明老师负责。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了相同的课题，有社科中心牵头，北大闫志民老师负责。由此，在当时形成了具有一定热度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武老师和闫志民老师知道我在关注和研究这类问题，就把我也吸收到课题组里，还委以重任让我撰写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国际循环与周转的部分。为此，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恶补发展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的知识。正好在1999年初，我完成了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循环与周转的长达5万字的研究报告。“炸馆”后，我敢于答应宋强在短时间内组织一本研究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化的书，就是因为有这个5万字报告的底气和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基础。
很快王小东、李新中、祁金利、韩德强也都拿出了他们负责的部分。小东多年来在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意识方面有深厚积累和大量论述，他将之系统化整理了出来。王小东激扬文字，他特意写出了《侠客行》作为全书的后记。王小东的《侠客行》引李白诗《侠客行》开篇，喊出了中华民族要在文化和思想上从“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死亡秩序之下突围。小东的《侠客行》是一篇悲愤的檄文，振聋发聩，感人至深。当时，我读此文读到热泪盈眶，读到潸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另一位重要作者是李新中，原在高校工作后调至社科中心任副主任。他提供了很多有分量的内容。祁金利和韩德强是“青马”的青年一代。祁金利是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的组建者之一，清华“求是学会”是后来高校学生“马研会”第一家，只是不叫“马研会”。后来北大学工部组织了北大学生的“马研会”。北大学工部的王桂英、巩献田、王春英、隋凤花都是“青马”的骨干。韩德强在北航，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工作干部，他主持的北航学生党校当时是首都高校学生工作的一个模版。小韩思想活跃，没有条条框框，理论水平也很高。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他负责的部分里预言了未来北约和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发生冲突。这真神了，居然被他言中了。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与宋强等人的《中国可以说不》、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三部书一起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三部曲”。《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主要价值在于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即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政治秩序做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和认识，揭示了全球化的经济实质；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民族主义是中国这类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铠甲”。
我记得了6月4日那天夜里，我改好了《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全部稿子。第二天，宋强便拿走了初稿做进一步的编辑和修改。但是，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学理化的精心之作，在出版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宋强把书稿拿给北京的多家出版社看，得到了反响十分一致也十分滑稽。每家出版社看过书稿后，第一反应都称赞是本好书，但继续谈出版就面露难色了，他们都怕惹事。结果宋强跑遍了北京各个主要出版社都没有结果，从六月一拖就拖到了9月。当时，已经有风声说中国加入WTO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政治气氛又进一步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9月初的一个晚上，宋强又约我们到青年政治学院大门南侧的“川乐园”吃饭。那个川乐园堪称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乐园。我们许多研讨、策划就是这家川菜馆子里进行的。一来，宋强是四川人自然喜欢吃川菜；二来，那里离王小东家近，小东那时已从对外经贸大学调到了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就住在青年政治学院；三来，这里离人大也不远，我和李海洋等住在人大的“青马”骨干常常从人大西门走过来。李海洋是我的发小，在人大哲学系工作，是“青马”的副秘书长。那晚上，我和海洋一进川乐园，见宋强带来一个陌生面孔。他马上给我们介绍这是马利军，就是《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中的那个“乔边”。马利军一脸憨厚，不怎么说话，很能喝酒。宋强满面愧色说，房老师真是对不起了，我现在山穷水尽，实在没办法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们连忙安慰他，说没关系，这不能怨你。宋强说，我要回四川，再也没脸见你们了。但他说，就这么走了又不甘心，就把马利军从宁夏叫来，出版的事就请马利军继续张罗，他比我更有韧性。那天宋强喝了很多酒，最后哭着走了。
看着宋强的背影，我真是很心酸，也有怨气。这么一本好书竟然在中国无法见天日。那天我也喝了许多闷酒。看着我悲愤的样子，为人很仗义的马利军当场表示，请我们放心，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这本书出出来。果然，那天之后，我们有近两个月没有见到马利军，他揹着书稿到外地跑出版社去了。
10月中旬的一天，马利军回来了。我们还是在川乐园见面。那天马利军一面疲惫的样子。他说，我跑了半个中国，最远到了海南岛还是一事无成。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凉了，心想这事肯定是不成了。但马利军说，他找到了曹宏举，最后再找曹宏举努力一下。我不知道谁是曹宏举，马利军说，曹宏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个室主任，资深编辑，在出版《中国可以说不》的过程中对他们有很大帮助。前一段曹宏举不在社里，所以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上。曹宏举应该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最后再争取一下。
过了没几天，马利军兴高采烈地把我们约到了川乐园。见到我们激动地说：行了！曹宏举答应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大喜过望。那天，我们还要最后做一件事，确定这本书的书名。大家一边喝酒一边七嘴八舌地讨论书名，我因为高兴喝了很多酒，加之那天很疲倦，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等我睡醒了，马利军告诉我大家已经商定了书名。我问是什么，马利军答道：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我一听就说，书名太长了！我记得宋强说过，书名简短有力最好，书名最长不能超过11个字。数了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不多不少正好11个字。这让我哭笑不得。多数人同意这个书名，我想了想有些自嘲地说：也好，大家不是都在称赞全球化吗？说全球化是鲜花铺地的坦途，全球化是阳光雨露，要“拥抱全球化”。既然有阳光雨露，自然也会有阴影，我们就说说“阴影”里面的事情吧。书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很快，我们的书在11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曹宏举亲自担任责任编辑，令我们大为感动。在即将入世的背景下，这本书在发行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阻碍，但好歹算是面世了。虽然没有大卖，但也算是畅销书。
令我们意外的是，这本书在国外新闻界被广受关注。一下子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国外通讯社、报纸、杂志纷纷要求采访，一时间接应不暇。我记得，书出来不久第一家要求采访的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半年后，我觉得我知道的外国知名媒体几乎都来访问过我们，其中《远东经济评论》的长篇专访特别有深度、有水平。国外媒体倾向于认为，这本书标志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有了思想理论的基础，因此它将不会是昙花一现的过客。
在这方面，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其名作《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中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有过评述。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中“全球化的两难推论”一章中写道：“中国人经常建议，面对霸权式的全球化，为了对独立追求亚洲的集体利益提供指导，必须共同树立一种‘亚洲主义’观念（或许以中国为重心）……利用散居在东南亚地区颇具影响的华人和大陆中国人共有的认同感，中国人倡导的‘亚洲主义’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学说，进而取代全球化。最近中国有两本畅销书，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另一本叫《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两本书都反映出了这一看法：全球化是美国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延伸。”布热津斯基指出：这种观点“总会有一天横空出世，向全球强烈敌视美国的政治思潮放射出思想的火花。……在这样一个时代，由于反全球化的主张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以及生态学家的忧虑，加之对全球不平等的怨恨和纯粹的忌妒又推波助澜，它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条理分明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吸引力的反美学说。”
看了布热津斯基的这番分析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及《中国可以说不》，尤其是《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国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多年后，布热津斯基先生还特意在《大抉择》中文版上为我签名留念。遗憾的是老先生已经故去，我们没有机会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了。
当然，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并没有办法预料未来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会如何发展。未来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是否会占上风也无从知晓。但作为经历者回顾一下过去，留下一些资料，我想也许还是有意义的。这毕竟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一种经历，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种思想历程。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对我个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有时会想，这对我是一种幸运吗？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看法和想法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时至今日，我能够说的是，无论如何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