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亚危机五周年：活在难民营的三代人　亲述无力挣脱的困境

2017 年 8 月 25 日，缅甸军方展开一场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迫使 77 万名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自此一直生活在边缘。五年过去，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内的罗兴亚人对未来仍然渺茫无望。
无国界医生团队在营内与五名罗兴亚人对谈，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五年以来，自己被迫离开缅甸并过著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分别是 5 岁、15 岁、25 岁、45 岁和 65 岁，代表了横跨三代生活在难民营内的罗兴亚人，而他们都是无国界医生现时或从前的病人。
文、图：无国界医生

5 岁：我渴望和平

塔叶芭比冈（Tayeba Begum）是六子之母，其中有一对 5 岁大的双胞胎。她在 2017 年逃离缅甸时，只带 上了衣物；5 年后的今天，塔叶芭描述自己和一对双胞胎在难民营的生活。她认为尽管渴望回家，但在无法得知自己权利能否受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缅甸仍是困难重重。

“我们逃离缅甸的家时，我的双胞胎女儿安琪思（Ankis）和芭哈儿（Bahar）只得 6 个月大。我带著她 们逃跑，除了身穿的衣服，甚么都没带上。

当时屠杀行动开始，我们为了自救，无法再待在缅甸。军方残忍地杀害罗兴亚人，并烧光他们的房子。 而在我们 2017 年离开之前的两年，年轻人会被捉走和受虐待，当时我的儿子因为害怕而逃往印度，直 至现时还在那里。

我带著婴儿逃跑时，要冒著大雨穿越丛林、踏过满路泥泞，才能到达孟加拉。这是趟艰辛的旅程，尤 其要带著孩子。抵达边境后，众人随处休息，但却没有遮风擂雨的物资，因此下起大雨时，我们只能坐在树下或灌木丛中等待援助。为了生存，我们找到什么便吃什么。我的女儿变得虚弱，每当我尝试喂食，她们都把东西吐出来。我们到达孟加拉时根本找不到药物，她们因此受苦了一段长时间。

到达科克斯巴扎尔数天后，就有用竹子和布料为我们搭建的避难所，我们现时则住在难民营中。我的双胞胎女儿已经 5 岁了，这 5 年来我们活在痛苦之中。虽然有容身之所，但除此之外，便没其他东西能给予孩子。我们靠粮食援助过活，要担心她们是否温饱，还要忧虑如何教育她们。因为缺钱，我无法提供她们所需。有时我宁愿自己吃少一点，把省下来的食物拿去卖钱，想给孩子们买些甚么。

我们过著吃不饱的生活，否则我没办法买任何东西给孩子。有时我会收到在印度的儿子的消息，他每隔两三个月便打一次电话给我，但我没有手机，所以每次都要借别人的手机和他说话。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我非常想念他以及缅甸的家。我渴望和平。如果有朝一日能再次平静地在缅甸生活，我们一定会回去。如果能获得公义和公民身分，我们怎会不想回去？缅甸不就是我们的故乡吗？然而如果无法确保我们的权利，我们怎能回去？当家园都被摧毁了，我们何处容身？要是我们的孩子会被捉走和杀害，我们怎能回去？

你可以让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或是将我们移送到其他国家，我们都不会拒绝。只是在能获得公义前，我不会回到缅甸。”

15岁：我曾梦想成为医生，但现在觉得难以成真

“我叫安瓦，是一名来自缅甸的学生，今年 15 岁，快 16 岁了。我们逃离了在缅甸的社区后，如今在孟加拉贾姆托利（Jamtoli）的难民营落脚。

我还记得当日和家人逃离缅甸的情况。某天下午，军队攻击我们的社区，我们逃到附近另一个区域躲避。他们放火烧了我家，逼使我们逃到更远的地方。虽然我们存活下来，但很多亲戚和邻居遭到杀害。我们长途跋涉，只为了寻得安全的生活，结果连走带跑地步行了 12 天才到达孟加拉。这趟路途非常危险，途中走上陌生的道路，跋山涉水，沿路触目所及都是尸体。

刚抵达孟加拉时，我们和亲戚、邻居们待在一起，现在则居于难民营。离开缅甸时，我还是个学生，逃亡中断了我的教育。我在校时成绩很好，也喜欢学习，但现在无法读书，亦得不到我需要的书本。

罗兴亚人的难民营内有提供小学程度的教育，但仅止于此。离开缅甸，我们所受的教育亦停滞在那时，而唯一受教机会是当这里的老师们将罗兴亚孩子聚在一起，老师教导他们时，亦会无私地教导我们。我有些朋友因为家计而缺课，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如果他们也能接受教育，便能教导更多人，带来良性循环。唯有这样，我们的社群及我们这代人才会向好发展。

我曾梦想能成为医生，成为能贡献社区的人。我从小就见过很多医生尽能力帮助他人，虽然现在这个梦想可能永远不会成真，但在上课时、和朋友们见面时，我仍是快乐的。我们尽量在读书和玩乐时保持开心。

我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不易，我父亲的收入不足以应付全家的生活，有时在晚上从学校回家时，我都觉得不安全。

我想对全世界的年轻人说，一定要把握机会，尽你们所能去学习，这是我们罗兴亚难民没有的机会。”

25 岁：我为孩子们和我能给予他们的未来而担忧

纳比说：“我在缅甸是一名农夫，在山地间耕作自给自足，也因为自己的食物自己种，我们不需要去赚钱。当军队来到时，我被他们虐待到失去意识，邻居被杀死或被烧死，其他人则失踪了。他们放火烧了整个社区，我们必须逃跑。我收拾了一些药物，用尽全家力气带家人离开。”

纳西玛说：“我们从山路逃走时，同行中有 10 人丧生。我、丈夫和尸他父母都活下来了，但我的家人就没那么幸运，我的双亲和兄弟姊妹都死在路上，而我们不得不抛下他们前往孟加拉。”

纳比说：“跨越边境后，孟加拉政府为我们提供避难所和粮食，之后将我们送到难民营。我想念缅甸的家。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这里的无国界医生医院出生，现时一岁半，两个女儿则是在缅甸出生。现在我的妻子又再怀上孩子。我们依赖粮食援助，并难以支持其他生活必需品，例如孩子的衣服。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

在难民营中，人们常受发烧、腹泻、喉咙痛及其他疾病之苦。发烧时我会喉咙肿胀、呼吸困难，有次我需要输氧，被救护车送到库图巴朗（Kutupalong）的医院住了 3 天。”

纳西玛睁大眼睛说：“每当我感到不适或是孩子有甚么病痛，我都会去找无国界医生。我为孩子们和自己能给予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教育就是最大的财富。如果孩子无法得到教育，在这里长大的生活会更艰苦。

我们都非常想家，甚至想到关于缅甸的回忆，都让我食不下咽。我们永远感激孟加拉政府的援助，他们支持了这么多家庭的生活，多少感谢都不为过。不过，我们仍想回到自己的家园，我总是想怎样才能让我们再回到缅甸。”

纳西玛总结道：“我想只有缅甸政府接受我们的公民身分时，并归还我们的房产、土地和文件，我们才有机会回去。我们想去能保障我们权利的地方。”

45 岁：我们的居所仍然和初时临时搭建的状况一模一样

“我们在 2017 年逃到孟加拉，我们来到这里，因为罗兴亚人在缅甸会被逮捕和杀害。

那时飞机丢下炸弹，我们的邻里逐一陷入火海。我们连续 8 天目击如此情境，祈求情况好转，但却每况愈下。某天凌晨约 4 时，当所有人熟睡时，我们听见密集的枪声，大家都十分恐惧。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尸体在运河漂浮，当中有些人还活著，但没有人去救他们。军队前往我们匿藏的地方，大家都因为害怕被杀而逃亡，有很多罗兴亚人惨遭杀害。即使在 2017 年之前，罗兴亚的男性已经会被绑架，女性被强暴，牲口亦被军方带走。

我们逃难那天，人潮聚集在边境，有人从孟加拉送船过来，让我们抵达安全的彼岸。

我们人数众多，但很多人在前往孟加拉的海路溺毙；我挨过了这趟旅途，成功到达沙普利岛（Shah Porir Dwip，位于孟加拉境内）。我们从那里乘搭孟加拉政府安排的车，被送到科克斯巴扎尔内的德纳夫（Teknaf），当地人则给了我们一些粮食和钱。

后来，我们再被迁往库图巴朗，并被分派到不同营地。起初我们没有材料去搭建栖身之所，之后孟加拉政府给了我们一些材料，才能搭起避难所。

我至今在这里待了 5 年。两年前，我生病了，觉得头晕、胸口不适。在失去意识后，我被带到无国界医生在库图巴朗的医院，医生发现我心脏有一处栓塞。我经历了 16 天治疗才有好转。

我们饱受不同疾病之苦。我们的避难所到现时为止，仍是跟最初到达孟加拉时临时搭起来的状况一模一样。几年来，我们的这种住所经历了极端天气的摧残，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搭建材料，但因为我们的行动受限，根本无法找到所需的材料。难民营外围架起围篱后，我们不再能像之前一样自由活动。

政府为我们提供食物，我们对此心存感激，但有时候还是不够，例如要设法买鱼。

我们这些人之中，在缅甸时有人是渔夫，有些人是农夫。虽然逃难到此，但我们都心系在缅甸的家园。

我在缅甸的家位于河边，我会贩卖渔网，孩子们则负责打鱼。这可以让我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时我们在缅甸还算安全，也能自由行动，但军方令我们没办法享受自己挣来的每一分钱。比方说，如果登记自己进口了 5 头牛，就得上缴两头；如果女儿要结婚，要付 6 万缅元给军方；如果想盖间房子，就需付 50 万缅元聘请测量师。

即便我们向往回到家乡，但连人身安全都不受保障的情况下，我们怎能回去？除非世界各国都认同我们应该要安全地迁回缅甸，我们才有机会回去。我所需要的，只是像在这里一样有尊严的生活。数百万罗兴亚人都只是想安全地在自己的家园生活，享有应得权利。”

65 岁：我们被视作贱民，逐步剥削演变成迫害

“我是在 1973 年从高中毕业的，毕业后甚至还能在政府工作。那时候，缅甸的宪法仍承认罗兴亚人，在确认我们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聘用我们。

缅甸于 1948 年从英国独立后，政府接受了我们的公民身分。只要父亲和孩子两代人都生于缅甸，就会被认可为缅甸公民，不同种族的人都受到同等对待，没有人会遭受歧视。

不过，1978 年“龙王行动”（Dragon King census）后，一切都变了。那场人口调查划清了缅甸公民和孟加拉公民的界线，很多人都因为没有适当文件被捕，我亦因担心人身安全而逃走，但随后又被缅甸政府捉回来。一开始缅甸和孟加拉政府达成协议，承诺保障罗兴亚人回到缅甸后的权利，但他们最终食言了。虽然土地获得还给，然而我们的权利并没获得保证，这也是对罗兴亚人迫害的起点。最初，我们被当作贱民对待，而逐步的剥削也演变成迫害。

缅甸当局剥夺了我们的公民身分，按照 1982 年公民身分法，缅甸政府会依据你的种族分门别类，并公布各种族的比例。这样的分类以前从未存在。当时我们虽然被剥夺公民权，但至少还被当成住在境内的外国人，各个地区仍会报导罗兴亚社群的新闻。不过自从军方接管政权后，我们的电台广播时段都被取消了。

如果我们真的算是外国人的话，为何原本的宪法又不把我们当成外国人?

罗兴亚人自此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行动亦受限制。军方指控我们参与和佛教徒的冲突，一些德高望重的罗兴亚人被指控压迫佛教徒而被捕或被罚款。政府对罗兴亚人实施宵禁，若被发现拜访别人家，就会被施以酷刑折磨。人们开始对社群内发生的事三缄其口。

每年，他们都推出不同的新法令，违反的人就会被逮捕。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投票，可以选出代表参加国会，但在 2015 年，我们连投票权亦被剥夺。我们觉得身分再被贬低，同时感到担忧，我们不再在这片先祖们曾生活的土地享有投票权。我们为自己的族群被指骂为入侵者而感到难受，不公平的待遇已对达临界点，迫使我们必须逃离。

（2017 年的）某个早上，我们听见枪响，随后在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军方据点开始对人开枪。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有罗兴亚人被射杀。

当看到军队进入我们居住的地方，人们开始逃跑。看著军队到处逮捕和杀害罗兴亚人，我们非常害怕。

我们很幸运能逃出生天，逃到了孟加拉。孟加拉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给予我们支持。

刚来到这里时，我们满怀希望，但现在感觉自己被困于此，生活也开始变得艰难。这让我心力交瘁，不管我到哪里，都会被警卫搜查。我甚至不能探望自己的孩子。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住在库图巴朗难民营，一个住在附近。每次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她们的避难所，这些行动限制令我很困扰。

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感到很焦虑，因为我的孩子都没有好好接受教育。不论是留下还是返回缅甸，她们没受教育的话，到底能做什么？我们经常想著这些事而彻夜无眠。

我在难民营内的无国界医生医疗设施接受糖尿病和高血压治疗，但这里无法医治我的肾病，而我又不能外出接受治疗，所以我希望这种疗程能进驻到难民营。

我年事已高，不久于世，不知道死前还能否再见到故乡。我希望能在缅甸咽下最后一口气，但不知道愿望能否成真。我心中向往能迁回缅甸，过著权利受到保障、不再受迫害的生活。我害怕回到缅甸会再次遭受迫害，也因为家人仍在那里，我们需要考虑他们的安全。

如果在缅甸能被视为公民，我们就可以受到平等对待。我们就能接受教育、主导自己的生活、和其他公民一样自由行动；我们就能享有投票、参加选举、在国会为自己发声的权利。现在这些权利全被剥夺了，我们如同行尸走肉。世界应该能容纳每个人安居乐业，我们同样生而为人，但却没有自己的国家。

我想对这个世界说，我们与你同样生而为人，也希望有尊严地过活。

我们恳求全世界的帮助，只盼能活得像个人。我的愿意是拥有权利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