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诉韦德案│堕胎权左右美国政治：列根与宗教右翼的政治联姻

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领袖、20世纪最重要的总统之一的列根（Ronald Reagan），曾发表著名的《堕胎与国家的良知》一文写道：“当我们在谈论堕胎时，我们正在探讨两个生命——母亲以及未出世的孩子。如果我们轻视后者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一并轻视了所有其他人类生命。”
类似的道德论述主导着今天的反堕胎运动，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的反堕胎选民与共和党捆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使得堕胎成为少数具有如此强大政治动员力的单一社会议题。如今，在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24日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奠定维护的女性堕胎权后，堕胎权之争在日后恐再成为当地政治的热门议题。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堕胎在美国各州十分普遍，污名化并不严重，报纸上刊登的堕胎药物或手术的广告也不罕见。事实上，在种族隔离时代不少堕胎发生在受到奴隶主强奸而怀孕的黑人女性身上，故就连当地最早的堕胎药物也是黑人女性的发明。但跨种族间的生育被视为禁忌、会玷污白人血统和基督教信仰，因此堕胎不仅被默许，甚至是被鼓励的。

当时美国虽然采用英国普通法中对堕胎的规定，将在出现胎动后（一般在孕期的四到五个月后）的堕胎当做轻罪处理，但由于只有女性本人能够证实胎动，因此因堕胎被起诉的案例非常少。此外，作为确认怀孕的唯一可靠方法，胎动也成了民众划分胎儿究竟是人还是潜在生命的标准。

然而，在1840年代，一批医生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组成了最初的反堕胎、“生命权”倡议团体。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规管，当时医疗界充斥着缺乏专业训练的各类治疗师，包括针对女性的生殖保健。这些专业医生于是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堕胎来排除那些无牌营业的竞争对手，规定只有面临生命威胁的孕妇才可以经执业医生堕胎。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徒人口自1815年美国开放移民后迅速增加及壮大，让原本占主导的新教人口感到忧虑，他们认为禁止堕胎能让女性教徒生下更多后代。出于这两种考量，19世纪末反堕胎势力成功的在全国各州推动禁止堕胎。

反堕胎势力的“种族隔离学校”之忧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重大转变下，这一局面再度发生了变化。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划时代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公共空间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性行为，还禁止了针对不同信仰、性别的歧视；与此同时，女权主义、同性恋平权、性解放运动，以及以嬉皮士、毒品为标志的反文化浪潮涌现，社会面临一场道德和信仰危机，离婚率创下新高、毒品泛滥；70年代的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这一危机，宗教界感受到传统基督教道德和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传统上，与社会和政治保持距离的福音派（evangelical）、基要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m）等美国基督教右派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入国家政治。

前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上台后，继续落实该法案内容，通过国税局取缔对存在种族隔离学校的免税资格，这一事件尤其触动基督教保守派的神经。当时，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等地的白人家长不愿意让子女与黑人学生同校，于是从过去全由白人学生组成的公立学校退学，建立起私立基督教学校。但受到国税局不豁免政策影响，这些学校财政受到巨大影响，难以维持运转。感受到危机的保守派宗教领袖们试图动员新兴的宗教右翼选民，以维护这些有种族隔离倾向的宗教学校。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宗教右翼政治运动的谋略家Paul Weyrich认为，如果能把宗教右翼另一股庞大的势力——福音派也调动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票仓，来推翻国税局对白人宗教学校的不豁免政策。

1975年，民主党总统卡特（Jimmy Carter）领导下的国税局取消了一家福音派旗舰学院——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的免税地位。对于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福音派领导人来说，这间大学是守住白人基督教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感受到危机的宗教保守派领导者明白，保护白人基督教学校的倡议很难调动基督教保守派选民的热情。前者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难以吸引福音派教徒，相关政策在联邦层面亦必然受到阻挠。

“救星出现”打造宗教右翼联盟

另一方面，在上述“种族隔离学校”问题发生的同时。在Weyrich和福音派人士的一次策略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利用堕胎议题这一方案作倡议的重点。相比白人学校，堕胎不那么有争议性——圣经对生命权利的态度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在堕胎与杀人间画上等号，堕胎便成为一个不可妥协、非黑即白的问题。

不过，动员福音派教徒没能一蹴而就。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前后的几年时间里，福音派教徒对这个问题绝大多数都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天主教问题”，当时福音派权威亦认为，生命的源起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直至70年代后期，一位名叫薛华（Francis Schaeffer）的神学家——当时基督教界的风云人物，成为Weyrich等人的助力。他于1976年发表的书《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痛斥西方文化因为脱离基督教信仰而陷入混乱，在基督教徒间引发热烈反响。

1979年，薛华带着一套以反堕胎为主题的系列电影——《人类到底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游走全国进行放映和宣讲，电影当中婴儿玩偶被零零散散的扔在死海海岸、惨白面颊上涂着血迹等影像令人印象深刻。由此引起的反堕胎活动给了Weyrich和其他希望建立政治联盟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重要的契机和燃料，吸引了当时仍对堕胎甚至时政都漠不关心的福音派，并在随后几年埋下更深远的影响力。

列根和其身后“道德多数”

就在薛华在全国各地奔波之际，身陷政治危机的时任总统卡特即将面临与共和党候选人列根竞逐连任。而不久前结束的中期选举给了Weyrich信心：在艾奥瓦州，政治团体“支持生命行动委员会”（Pro-Life Action Council）帮助共和党候选人Dick Clark击败民调上遥遥领先的民主党对手；在纽约州，来自成立不久的生命权党（Right to Life Party）的州长候选人获得了逾10万票；明尼苏达州的反堕胎共和党候选人夺得了参议员及州长之位。

1979年，他和来自南方浸信会的知名牧师、传教士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共同创立了名噪一时的宗教右翼政治联盟“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吸纳了从福音派、基要派到天主教徒、乃犹太教和摩门教徒，他们在全国上下积极推动选民登记、进行游说活动，吸纳了数百万成员，成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进入政治舞台的代表。

在1980年的大选中，“道德多数”选择站在了共和党候选人列根身后。大选前夕，列根在美国得州达拉斯的大会上对一万名福音派教徒发表演讲，谴责国税局的恶行、宣扬神创论，获得了雷鸣般掌声、欢呼声。70%的福音派人士最终在这次大选中投票给了列根。政治学者后来将达拉斯演讲称为共和党与南方浸信会（福音派的代表教会）的“结婚仪式”。

自此以后，宗教右翼和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反堕胎议题，在美国此后几十年间作为列根的政治遗产，在一轮又一轮的选举周期中，成为共和党总统和议员们的铁杆票源。与此同时，维护选择权及堕胎权益亦成为了民主党政客们的主张，拉拢女性及基层选票，久而久之堕胎权也成为今日美国最政治化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