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Tech・二│教育科技“东升西落”? 探究亚洲巿场潜力

撰文: 罗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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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的中产人口不断增加,教育科技(EdTech)的发展重心已经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而且,亚洲父母多为子女安排补习班,渐渐形成总值约500 亿美元(约3889.3亿港元)的庞大补习市场。然而,亚洲的文化背景复杂、经济状况悬殊,教育科技发展有别欧美等地。

研发多项EdTech平台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陈世道博士(Dr. Fridolin Ting)分享,其团队发现科技初创界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许多企业基于科技来研发产品,以为拥有优秀的科技产品,客户就会采用。“教育科技必须是教学法(Pedagogy)先于科技,如乔布斯(Steve Jobs)和贝索斯(Jeff Bezos)总是想到顾客,因此,应该回归本源,先想到要解决怎样的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来研发科技产品。”他说。

陈世道指出,部份教育科技企业的根本问题。(受访者提供)

先想如何“教” 再想技术应用

陈世道指出,这个道理正好解释瑞典、芬兰、美国等国家为何能在教育科技上领导群雄,个中原因并不单因为他们开发了像Kahoot!等大型教育科技平台,更由于其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模式非常先进,像瑞典对崭新的教学法抱开放态度,愿意投放时间、金钱和资源,积极研发程式,实验创新的教学法,跟亚洲传统的“填鸭式教育”不同。

他们总会多想一步,激励创新,让学习变得有趣,同时训练批判性思维。相较下,香港的教育模式有许多限制,不鼓励思考,老师讲书学生聆听,为考试而温习。
理大应用数学系陈世道博士

欧美和亚洲教育科技的发展分野,在于主动的学习模式?(Getty)

陈世道认为,欧美和亚洲地区的发展存在分野,可见教育科技的发展需要养份。他指出,欧美的学习模式较主动,相较下,香港等亚洲地区的学习模式偏向被动,研究发现前者的平均学习成绩较后者高出8%。他曾为亚洲学生进行类似研究,若亚洲学生改为采用主动学习模式,平均学习成绩高出16%,更是北美地区的两倍,证明有趣且开放的形式确实有利学生学习。他重申,这才是发展教育科技的理想土壤。

除了土壤,政府的支援也是关键。新加坡教育科技初创公司Practicle 联合创办人黄重鸣(Ng Chong Ming)认为,政府掌握了重要渠道,若公私营通力合作,教育科技的推广及发展将事半功倍。他指出,新加坡政府很支持教育科技发展,包括配对企业和投资方、提供海外支援等,故拥有很好的行业生态。新加坡企业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难以接触学生,故有赖政策的支持及配对。陈世道则指出,香港政府今年起投放不少资金发展教育科技,推动行业发展,只是起步较慢。

城乡差距是亚洲发展教育科技面对的一大挑战,开发低成本平板电脑,可望改善数码鸿沟。(Getty)

星港两地教育科技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内趋势,惟两者都是国际大城市,难以揭示亚洲地区复杂的国情和发展差异。互联网覆盖与普及程度在城乡之间的差距犹大,人民收入亦会影响教育科技的应用程度。

美国教育科技平台Gnowbe 创办人So-Young Kang表示,亚洲市场较欧美更新,对新科技更开放。但在市场推广方面需要迎合地区口味,品牌仍需建立认知度,需要打稳基础及建立信任。

美国初创公司CognaLearn创办人Brian O'Dwyer则指出,亚洲部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故教育科技平台采用率较低、价格亦偏低。他解释:“你需要花一年时间让市场认识,花一年取得信任,再花一年让他们光顾。”

EdTech企业在亚洲地需要有不同的经营策略。(Getty)

借助WhatsApp教学补贫富差距?

至于城乡差距,确实是亚洲教育科技业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2014 年在印度创立的教育科技公司ConveGenius 专门开发价值数百港元的低成本平板电脑,用于国内农村教育,奉行薄利多销。

该公司创办人Jairaj Bhattacharya 指出:“过去十年,由于开发新客户巿场的成本高昂,印度教育科技的门槛持续高企。因此,我们采用了逆向思维,为大量低下阶层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这亦是我们开拓新兴市场的蓝海策略。”经营乡村教育科技多年,他理解到仅提供廉价设备和免费教学内容仍不足够,接触乡村客户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ConveGenius 的产品已经获全国16 个邦的部份官立学校、廉价私立学校及补习中心使用,并获得不少好评。疫情期间,该公司因应学校停课,改以虚拟的聊天机械人(Chatbot)透过WhatsApp 教学,每星期以发送讯息的方式分发教材,学生只需通过WhatsApp即可注册。该公司成功吸引约60个广告客户,在教育影片前后播放广告,有助获得稳定收入。

贫富差距是亚洲EdTech发展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Getty)

ConveGenius开发WhatsApp功能的原因,无疑是看准乡间学童在学习设备上的不平等。部份农村家庭未能为子女购买专属的电子产品,故公司开发了一般手机都能使用的教材。疫情期间,父母多了时间留在家中,子女可以利用父母的手机学习。Bhattacharya表示:“我们一直想从B2B2C(企业对企业对客户)过渡到B2C(企业对客户),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ConveGenius的经验,多少反映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大批学童,接触教育科技时面对的局限。我们也不能忽略区内不少学童至今仍无法使用互联网,遑论受惠于教育科技。此外,亚洲区内学习平台及网上教育内容的质量,整体仍难令人满意,教师亦缺乏相关科技培训机会。互联网的普及与教育科技的高速发展,到底是让学童的学习能力跃进,还是加大贫富之间的学习资源差距?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问题。

上文节录自第26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2日)《教育科技“东升西落”? 亚洲潜力无穷 城乡差距挑战大》。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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