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军援・一|毛邓习方针迥异 中国军力在非洲悄然跃进

撰文: 褚文 许陈品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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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昨天还和你一起踢正步的非洲留学生战友,明天可能就是某个国家的高级将领甚至总统。

近来,伴随着这句话,“石家庄究竟为非洲培养了多少将军”的话题在内地成为一时热话。网友突然发现,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中国国防大学、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军事院校,在过去数十年中,为非洲多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中国和非洲之间遥远的联系,除了被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经济联系外,亦是冷战以来中非从军事人才培养、军事援助、军火贸易、维和、护航等源远流长的军事交流——某种程度上,它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缩影。

不同时期中共领导人对非洲军事合作的态度不同(点击大图浏览):

建政之初“一边倒” 无暇西顾

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科研究所(今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游智伟指出,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之初,不仅承受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威胁,及其不断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压力,还受冷战初期美国阵营激烈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影响,于是选择无条件向苏联靠拢的“一边倒”战略,高举反帝国主义旗帜、联合苏联共同对抗美国。即使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方针,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未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创建外交关系。

1955年至1958年,中国对非洲的工作方针有所改变。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蒋华杰概括为“积极开展、稳步前进、细水长流,政治大力支援、经济援助量力而行”,简而言之就是“缓步前进、政热经冷”。综观1950年代,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无偿援助、贷款)总数仅40.28亿人民币,非洲国家所占份额甚少,只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几内亚等国接受了数千万的资金与物资援助。至1960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的邦交国也仅有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寥寥5国。

“两个拳头出击” 令人心惊的国际孤立

到了1958年,因苏联要求在中国沿海创建由苏联拥有、控制的长波电台,期望创建两国的“共同联合舰队”,还想租借潜艇基地,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想要控制中国的企图,予以严词拒绝。中苏高层龃龉不断,关系急遽恶化。

及至1960年7月,苏联照会中国,决定撤回在中国的专家,撤销一切与中国签订的援助协议,中苏关系全面决裂。

在当时冷战壁垒分明的大环境下,中国迫切需要划定自己的国际空间。值此时,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正在非洲大陆上演,而这也为中非提供了绝佳的合作契机。

2016年11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对坦桑尼亚进行正式访问,范长龙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John Pombe Magufuli),并参访了坦军部队和院校。图为范长龙检阅坦桑尼亚国防军仪仗队。(中国国防部官网)

支持民族独立 毛泽东:“中国不做军火商”

195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各地对社会主义、反殖民、民族解放的热情空前高涨。念及于此,以及彼时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阵营交恶的冷峻地缘政治现实,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国际理论,积极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输出革命。

注:毛泽东在同时与美苏交恶的背景下,根据二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划定“三个世界”国际观。其中:
第一世界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二世界指于地缘政治上依附于两大阵营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捷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以“兄弟国家和独立国家的人民付出很大代价,中国不能要钱”为由,多次表示中国不做军火商,而是在进行无偿军事援助的同时,着重“支援民族独立运动,争取中间地带”,让非洲在“美苏两大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外有第三种选择,更是为中国划定亟需的国际空间。

因此,直至1985年,中国对非洲各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绝大多数都是无偿性质,并鉴于自身资金缺乏和军事工业能力的不足,毛时代的资金援助极为有限,至于军事援助,虽然也包括轻型武器,但主要体现为对非人员的培训。自1964年到1985年,中国向以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刚果(金)、赞比亚、马里为主的19个非洲国家派遣了226批、3,418名军事专家,训练出1.7万名士兵,还接收非洲各国3,022名军事学员。

此外援助方式还包括派遣农垦队、工程队、医疗队等,以“投资少、收效快、质量好”的原则,为各国援建工业和基建项目,包括提高农业产出、建设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等。

中国武器出口非洲多国(点击大图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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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相较于美苏为非洲各国所提供的援助资金,中国可谓杯水车薪,技术援助方面也不成熟,提供的机械设备不如美苏先进;且由于当时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国支援者们不但向非洲同僚传授技术,亦不乏灌输无产阶级革命观的情况,致使非洲新兴国家领导人的不满。再加上中国援助人员的无神论思想,也令他们与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各国人民产生过一定冲突。

但整体而言,以“反帝、反殖、反霸”为原则的无偿援助,为中非创造了不少延续至今的成果。如2014年10月,在中国与坦桑尼亚“超越—2014”海军陆战队联合训练中,坦军不仅用的全是中国制装备,将领用山东口音喊出中文的“开始”,亦完全展现出自己留学中国的经历。这是由於坦国军方长时间将优秀军官送至解放军的石家庄高阶步兵学校(后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今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受训,让坦国军队有着“东非解放军”的称呼。

国内外环境皆变 邓小平改弦更张

毛时代落幕后,邓小平宣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国内生产力。美国亦寻求与中国交好共抗苏联,中美关系大幅改善甚至建交。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之变化,令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对外军援政策发生巨变。

1980年代,过往的无偿赠送成为历史,改为根据不同情况收成本费、以物易物、无偿援助等三种方式,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严管控,除特殊情况外,不再无偿提供耗资巨大的军事装备。中方逐步减少或中断对外无偿军事援助专案,并逐步增加对外军售的规模。

在其后至今的30余年间,中国向非洲多国提供诸如歼击机、坦克、步战车、护卫艇及单兵装备。其中尤以歼-7系列歼击机、K-8教练机、WZ551装甲车族最为广泛。这其中,埃及、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成为购买中国武器的大户。

尼日利亚装备的中国造先进武器(点击大图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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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代:中非军事合作再次转型

而自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各种高端化、体系化的中国武器更频繁在各大装备展会出现。如今中国对非洲各国出口的主力装备包括“枭龙”歼击机、不同型号的护卫舰只、发射大口径火箭弹的多管火箭炮,以及“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不少先进装备直到参战后才得以公开。如在2020年底的埃塞俄比亚内战中,外界才惊讶发现该国已装备中国造的AR-2多管火箭炮和M20大口径火箭弹;尼日利亚的CH-3A无人机在作战中坠毁才为人所知。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曾在2020年底发布报吿称,2019年全球前25大军火商在当年的军事装备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3,610亿美元。其中美国以61%的份额占据榜首,中国的4家军火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16%的比例占据第二,远超其后的英(7.5%)、法(4.2%)、俄(3.8%)等国。

当然,军售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环。中国与非洲的军事合作已经又一次发生巨变,不再似以前那样出售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训练,而是随着中国国民、企业利益的扩张,因应中国国际责任的加重,愈发转向和平及安全领域。

如今中非的军事合作在于共建“一带一路”、维护治安、联合国维和、打击海盗与反恐等领域,实为整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新战略部署。而以东非吉布提海外军事基地为例,中国在不断向非洲提供尖端武器的同时,为保护在非的经济利益,中国军队也开始进驻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