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与火・六】无关左右 台湾人的“进步工具箱”
疫情之后，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欧美唤起久违的示威场面，也令无数阵营相互撕裂、结合，往复之间，既有白左与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确的再扣问。如今，针对历史的检讨之风悄然刮起，伟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国的本土视角也互有激荡。
随着事件演变日趋激烈，经济、政治、阶级、种族话语逐一上场，有关人类苦难的解答，向来没有标准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为某个时代的起点与终点，却必然是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香港01》为此准备七篇系列文章，此为第六篇。
美国非裔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不仅引发了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还引发了另一种声音的反扑。
有人认为，示威者“反种族歧视”的诉求纵使初衷很好，如今也已走向极端，演变为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在进步价值的包装下呼喊口号，实则在满足自身的道德虚荣感，“白左”等嘲讽也随之而来。
自弗洛伊德之死已经一个月，在各种形式的示威及要求的演变下，舆论也从声援黑人、反种族主义，迎向政治正确迷思的批判。但相较之下，常自诩为民主阵营、与西方世界拥抱“共同价值观”的台湾，却似乎完全不受美国示威浪潮的影响，就如同看待一则“与我何干”的国际新闻，激不起一丝水花。
台湾对美国示威也有讨论，但并非建立在价值观的选择与思索，而是连结了中美台之间的关系，产生台湾特殊的舆情氛围。示威暴动初期，网民们先是对眼前的骚乱感到震惊，同时对美国警察的执法力度啧啧称奇，但大多是抱持着“猎奇”的心态看待此事，要说支持黑人或拥护警察，台湾人并没有明显立场。
但由于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不少标榜抗中保台的人权派曾不遗余力声援港人、痛斥港警滥用暴力，有人甚至以“如果在美国”为题指出，如果港警的暴力在美国发生，警察们将会受到如何严重的制裁及后果。因此当美国示威爆发过后，不少人便前去嘲讽人权派只敢批判港警，却对美国更严重的警察暴力默不作声，不过是与绿营合流的“假人权”。
实际上，对港警执法不遗余力批判的族群，也的确在美国示威发生后显得相当沉默，顶多做到转发新闻信息而不评论，表现出对此事的关心，已经是对黑人最大的“无声支持”。与美国同声谴责港警“无视人权”一年之久，如今在立场上的尴尬当然可以想见，但或许是不甘就此屈服，“人权派”愤而以“只关心美国却不关心香港的人，根本是不在乎人权的双重标准”等说词进行反击，NBA球星林书豪、詹姆士（LeBron Raymone James）等人也莫名躺枪，被评价为“只敢攻击美国、不敢批评中共”的伪善者，尽管这些“人权派”同样也只敢抨击香港。
这样的反驳当然有些苍白无力，但继续主打“不要一直说美国，大陆人权问题更严重”依然是台湾“人权派”的主流论述。此些争论延续不了太久，随着事态发展越加严峻、各地反对种族歧视的声音越发高涨，台湾也出现不少声音认为BLM的浪潮已经矫枉过正，让人动辄陷入种族歧视的陷阱，但整体来看，台湾并未如全球各地那般掀起热度。
若回顾近期发生的事件，便能得知民众会有如此的反应并不奇怪。台湾人虽然常标榜自身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一员，在诸多议题上也踩在十分“政治正确”的一方，但大多是呈现自身“进步”与他者“退步”、或是用来区分敌我的工具，而非真正对价值取向有明确的认知或选择。因此当某些“普世价值”不具备利用性时，那自然不在台湾人所拥抱的范围内。
台湾人为何特别在乎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权问题？毫无疑问的，这些都是“抗中保台”的好素材，既能用以批判“威权专制”的暴政，又能凸显“民主自由”的珍贵。至于黑人族群的“人权”问题从来不在台湾人的视野中，原因不是黑人面临的处境较佳，而是在台湾谈“黑人人权”没有市场，它突显不了“进步价值”，也没办法使谈论者成为对抗暴政的“民主斗士”，没有任何工具价值可言，反而有“陷民主同盟于不义”的风险。
其余诸如“同婚”、“反核”、“转型正义”等议题也是相同情况，它们都被赋予了代表进步的“符号”与“卷标”，才能使民众趋之若鹜的争相高举旗帜。在太平盛世之下，大部分的人还是能很好的维持这层表皮，声称自己是真正在乎人权、普世价值的追求者，但这种直接移植了西方“进步思想”进行膜拜，却从未真正探究背后意涵的做法，一旦面临立场冲突的事件，便极易陷入自相矛盾、逻辑无法自洽的窘境。
例如国际巨星Lady Gaga先前曾因公开赞扬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而让台湾粉丝“大呼失望”，批评她是“天真左胶”，却忘记粉丝们当初对她如此推崇，也正是由于Lady Gaga支持同婚、关注香港、西藏人权议题的“自由左派”立场，然而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又以“左胶”进行批判，可见其价值观之摇摆。
其他诸如在高举“我是人、我反核”，却又开着超强冷气的咖啡厅；要求清查国民党威权历史、但不在乎日殖时期的转型正义；高喊反歧视，转头又痛骂谭德塞“黑鬼”。台湾人的“普世价值”向来都是有选择性的，有时用来攻击政敌、有时区分进步与否、有时拿来“抗中保台”，但如果时机过了，或是不再具有工具价值，那随时可割可弃。
其实台湾本就没有太多的左、右派之争，尽管有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却也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佛洛伊德所引发的抗争浪潮，自然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更遑论价值观上的反思。这或许也成为另类好处，就是台湾人的弹性与摆荡的空间极大，毕竟只是一件穿在表层的外衣，平常穿着开心，太热的时候就暂且脱掉，倒也无伤大雅。至于脱下外衣后的里面究竟是什么，恐怕台湾人自己也不清楚。
台湾有台湾的民情特色，即便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当然也没有必要全盘接受，而是应该适当做出筛选融合。但台湾人究竟如何做出这些价值选择？社会始终对此缺乏真正深刻的了解与批判，只在无关紧要时盲目跟随西方价值，标榜“进步”的一面，当面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议题时，却又能转变为“保守”的言行。美国示威浪潮下左、右派的暴起与反扑，或许能让台湾在“进步”与“保守”间进行反思，台湾现时的民情与价值观，究竟是经过理性思辩后所得出的结果，抑或是“政治正确”的虚荣心下四不像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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