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与火・三】美国学术圈是否依旧容得下保守派？
疫情之后，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欧美唤起久违的示威场面，也令无数阵营相互撕裂、结合，往复之间，既有白左与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确的再扣问。如今，针对历史的检讨之风悄然刮起，伟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国的本土视角也互有激荡。
随着事件演变日趋激烈，经济、政治、阶级、种族话语逐一上场，有关人类苦难的解答，向来没有标准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为某个时代的起点与终点，却必然是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香港01》为此准备七篇系列文章，此为第三篇。
弗洛依德之死引发的BlackLivesMatter示威中，社群媒体上能明显看到左派制作各种口号、文宣表达对黑人权益的支持，许多校园也有学生响应；于此同时，右派在社群媒体、校园的声量却是微弱的。
即使仍有保守派的非营利组织如Prager University，在YouTube上以右派视角讨论美国种族议题，透过数据呈现不同视角，社会却仍旧少有讨论。更甚，非裔的保守派代表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公开提到不支持把弗洛伊德英雄化的言论，更使她在筹资网站GoFundMe的筹款网页被关闭。
该筹资网站在声明中表示，欧文斯散布了“反对黑人小区的仇恨、歧视、不宽容以及谎言”，所以停掉欧文斯的咖啡店筹款，当时他的筹资已达20万美元。
在“政治正确”的声浪之下，不同的观点没有激发有意义的讨论，而是直接被贴上负面标签，或许我们可以归咎于网络世界言论的极化，但是在理应欢迎不同观点的校园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右派的声音正在逐渐变小到消失不见。而标榜进步价值、多元包容的左派话语权却不断增加，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言论空间。
在校园仅9.2%保守派
曾经西方大学是多元思潮文化的殿堂，不同的思想碰撞、不同学派的学者在开放的环境下彼此辩论，开放的环境和多元的思潮催生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那时的西方学术殿堂因为包容、多彩而熠熠生辉。但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彷佛退回19世纪以前，Allister Heath在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撰文就指出，许多西方学界回归到十九世纪前的同质化，年轻的学生不再接触到不同的理念思想碰撞，甚至连学术产出毫无新意更与现实脱钩。
讽刺地是，过去标榜拥抱多元、进步价值、学术自由的校园其实保守派学者的空间正在逐渐压缩，Allister Heath在文章中引用2007年美国学者格罗斯（Neil Gross）与西蒙斯（Solon Simmons）完成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iews of American Professors的统计，并得出在美国的教授只有9.2％自认是保守派，44％则认为是左派，46％认为是中间派。甚至比1970年代的数据还糟糕。
此外，多项统计都指出，保守派学者不论是聘用和升迁都会面临歧视，在人文社会科学类科尤其明显。讲究多元的左派，却缺少了对保守派观点的包容。这样的情况在校园内更蔓延出校园，透过社群媒体、媒体采访、投书等方式大同小异的观点被输出，只是却缺少两方的激荡，这原本应该是讲究学术自由的校园最令人赞赏的地方。
而由於单一的意识型态往往无法解决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使得学术论文逐步与社会脱节，甚至可能消灭中间的声音而让身为多数的左派在同温层中越来越左倾，以及右派逐渐走向极右以极端争取更多关注，毕竟在网络的世界里，极端的言论总是更容易被看见。
值得担心的还有，近年许多左派挟进步价值跟政治正确之名抵制不同声音进入校园，在思辨讨论之前，保守派的学者、又或者是左派当中非主流意见的学者都有可能在上擡前遭遇抵制。
甚至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议题时，都需要敏感议题警吿（trigger warnings）。当教材里涉及的议题恐会引发学生心理不适或勾起创伤回忆时，要先知会学生让他们可以前往安全空间（safe spaces）──这些情况在美国学界掀起许多讨论和质疑：当所有争议都被搁置，我们还有什么好谈? 在一个议题讨论还没开始前，就不允许其他的声音，是否会强化固有的观点?
2019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命令要推广校园内的言论自由，这原本该是美事一桩。但当签署仪式旁站的是一排保守派的学生，而特朗普的发言提到，这些安全空间、敏感议题警吿造成思想的统一，禁止这些年轻人发声。就难免被政治化联想。而对于校园这样的情况，在左派的反川情绪之下仍旧无法好好的被检讨。
在左派和右派的思想与政党支持挂勾前，或许，我们可以回到美国的脉络，去理解左派和右派，探讨为何当今的左派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更进步的思想，并且逐步形成一种政治正确。
“进步”: 理性思辨为本
中央大学（台湾）哲学研究所教授宁应斌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若从西方教科书的定义，进步或者进步价值建立在“理性”上，包含外在世界和自身的理性。外在世界的理性化，如利用科学来改造自然和社会制度，像增加效率和精确控制；人自身的理性化则是摆脱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进而达成人的自主。而自主的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关系又由法律地位的平等扩大到政治、性别等领域。于是世界与个人自身的不断理性化，被称为“进步”。
宁应斌提到，“进步基本上是西方现代的观点与产物，是现代制度的自我辩护，亦即西方现代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进步。”但这样的进步必须包括理性思辨的过程以及其西方内部对现代进步的批评。
例如，反核所蕴涵的价值并不单纯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理性进步，而是包含理性反思自身后产生的风险意识。同时，理性反思也不是自我的独白，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辩论，整个社会在这些辩论中的集体学习，才构成所谓进步。“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西方进步观。”
西方现代与它的进步观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来自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很多批判，“从晚近的学术趋势来看，中国大陆与其他文明的现代道路和历史经验正形成新的非西方中心观点，对西方现代进步加以修正、改造和扬弃。”
解释世界两种理论：“进步”与“保守”
宁应斌指出，西方的“进步”与其对立的“保守”本来只是两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各有长短，但都有其西方中心的偏见，是一个理性思辨学习的过程。
只是，目前可知的是，在西方原本“进步永无止境”的想象却被“进步已抵历史终点”所取代──“历史终点”的意思就是只此刻“进步人士”已经预见未来历史，我们此刻的进步信仰就是真理、就是正确，进步价值不可能幡然改变──这原本是冷战胜利者的自满，如今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表现为激进愤怒情绪高昂，还会出现“亡国感”──例如美国的亡国感是“被中国超越”的恐惧。
目前全球民主阵营内普遍出现的愤怒与喧嚣，形成了各国内保守派政客对进步价值的攻击，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无法改变大学学院的进步价值取向，荷里活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还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他预期这种政治正确争议还会继续下去。
进步与进步价值为何忽然抵达终点？宁应斌认为，恐怕意在封闭世界进一步变化的其他可能。
宁应斌提出，“现在所谓的进步与进步价值，是否可能在未来反而变成落后与守旧的？这难道不是‘进步’的本意吗──就是一切进步都会变成不进步？”更有甚者，此刻被认为落后与守旧的，在返本开新后却又变成是未来进步的方向？后者这种周期往复的进步观不同于西方的线性累进进步观，有助于我们摆脱仿冒进步者的历史短视与偏执。
校园里的政治正确
宁应斌分享1980到1990年代自己对于“政治正确”在美国校园的流行的印象。他提到，当时有些进步学生认为，日常的某些习惯用语或俚语本身有歧视意味，所以倡议用新的名词取代，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倡议等于言论检查，和苏联的政治管制言论一样，因而嘲讽新的用词是要求“政治正确”，这个名词由此流行。不过，偶尔也有进步师生用“政治正确”这个词来自嘲，所以这个词本身的意含取向就有点不确定，有时可以做为中性描述词，但也常常是个负面的贬词。当时更多的是针对用语的检讨。
宁应斌提到，现在新闻里会听到保守派批评美国高校政治正确的情况是：保守派老师难被聘任与发表，保守派学生难以进入博士班，直男学生会面临敌意教育环境，受到女性主义师生的攻击等等。他认为，社会思潮像女性主义与同性恋课题，如果课程内容包含不同流派的理论交锋，就仍是知识性的，但如果性别学术的范式定型或创新耗尽，那就有沦为教条化的危机。
宁应斌提到“一言以敝之，追求创新的大学课堂应该不屑政治正确的套路。”他也提醒，“如果大学课堂与论文内容不外乎反父权、反资本、反国家、反权力、反中国…没有意外或创新，那是学术人的悲哀、学习者的不幸”。
在右派式微的大学学术环境下，多元的思考和思想激荡正在被扼杀。曾经能容许过去最偏激、最骇人听闻的学说言论，让它们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伟大思想的大学校园是否在逐步迈向“政治正确”下的均质化中扼杀更多可能? 或许还有赖学界和更多学生提出反省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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