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经济高峰论坛｜于品海﹕香港临三座大山 须以改革适应变化
《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出席《香港01》2020 经济高峰论坛时表示，目前香港正面临三座大山，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可以适应世界的变化。
于品海先指出中美关系的转变。在2001年美国政府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其后发生911事件。其后奥巴马上台时，拟推动围堵中国政策，可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让美国措手不及。当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美国优先政策。
在2001年小布什时，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1.8%，奥巴马上台时，中国经济为美国经济规模的31%，特朗普上台时，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经济规模的60%。据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时，已占美国经济数据的70%。有英国智库推算，至2028年时中国经济可以超越美国；他认为若人民币汇率强势，中国经济规模可于2026年时超越美国。
192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可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贸易及经济已有大规模上升，军事力量已有改变。因此近年来，美元成为美国的武器。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成立布列雷森林制度，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以35美元兑成1盎司黄金。其后此制度已废除，而美元已成为交易工具。
他又指出中国经济自疫情爆发后迅速复苏，中美两国的情况可谓处于两个世界；而美国自列根上台以来，除增加了几型大企业外，美国好像并无太大改变。
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乱局
他提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目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可是他认为，始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模式，在冷战后已有改变，可是香港人却少留意，而香港人本身有一句“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他又指出过往香港人有夜郎自大的心态，不愿接受与深圳处于平起平坐的情况，其后亦不得不接受。虽然适应环境乃是人类的强项，惟香港在此方面仍有不足。纵使不少香港人提出与内地发展金融互动及发展初创，他认为仍未足以解决香港的问题。
中共的成功在于看清问题
他指出中共当年成功打败国民党，与中共成功看清问题有关。当年中共提出中国社会面对三座大山，分别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因看清此三大问题而成功。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富起来阶段；在中共十八及十九时，在习近平带领下已进入强起来的阶段。
于品海指出，香港亦面临三座大山，分别为原教旨资本主义﹑放任自由主义及官僚主义。他认为放任自由主义，已在欧美各地引发民粹主义。过往不少港人以官僚主义来批评中共，但却忽略中共已进行改革；反而本港的高级公务员团队，不可以成为改革的包袱。
香港要成为国家队的前锋
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单以本地生产总值来衡量社会发展。在30年前本港人均GDP为1.2万美元，今日为4.8万美元；政府财政收入亦由当年的900亿元，增至6,000亿元。可是人均收入中位数，由30年前的8,000美元，增至1.8万美元。明显增幅不及GDP增长。他批评在欠缺产业政策下，香港市民收入难有增长。
他指出在全球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已成主导者，在此情况下香港不能作为被动参与者，更不可以成为国家的包袱，反而要成为国家队的前锋。他希望香港能进行改革，可以适应世界的演化。
以下为《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开幕致辞原文
首先，多谢特首对《香港01》2020经济论坛的支持。
虽然今日的论坛有两个议题，看似互不相干，其实都直接影响香港应该发生的变化。中美关系是香港发生变化的大环境，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融合发展对变化起着助推的力量，主推力依然是香港自己的改革。
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改变由尼克逊时期开始的对华政策，但因为911恐怖袭击，美国无奈地选择与中国合作；奥巴马上台后即刻宣示美国不会做“强国Nｏ.2”，不会让位于中国，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令美国措手不及，围堵中国的计划只能够点到即止；2016年特朗普上台，“美国优先”政策促使它向全球发动贸易战，中国是重点打击对象，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连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都无法改变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现实。
小布什上台时，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1.8%，奥巴马上台时是31.2%，特朗普上台时是60%，拜登刚刚上台，而中国的GDP已是美国是70%。根据英国某个智库预计，中国会在2028年超越美国。我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甚至会在2026年在上超越美国，唯一的变数是当时的汇率。中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实力亦发生改变，美国唯一的撒手锏是美元，近年美国不停用各种手段威胁其他国家，最常用的是美元，因为只有它才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为什么美元如此重要？因为它是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贸易国的货币，支撑着世界市场的交易和作为投资的对象。如果背景发生改变，美元的地位为什么就不会变？美国在192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二战结束前（1944年）各大经济体一起签署布林顿森林条约，以美元作为锚定货币，以35美元兑换黄金，到了尼克逊时期废止了与黄金的挂钩，但美元的地位已经建立。这个过程到今天走了刚好一百年。
一百年过去了。习近平最近几年经常提出“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是变局的主要内容，但并不完全只有这样，至少可以说，以工业革命、旧资本主义、殖民地主义为起点的现代经济和全球化政治经济格局在二次大战和冷战之后走到了高潮，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香港人不习惯研究这种变化，很少讨论它对香港的意义。香港有句话叫“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如果我们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就真是“执都冇得执”。
大家以为2019年发生了很多事，原来2020年发生更多事。将香港和中美两个大国相提并论有些自大，美国针对香港的制裁是中美关系狂风暴雨中的小雨点，但足以说明香港骚乱的时代背景。美国在疫情期间、总统大选以及国会山庄的骚乱，相对于中国疫情之后经济迅速恢复，中共在五中全会上对以后五年的规划和以后十五年愿景的讨论与决策，让人感觉到有两个世界，中美两国好像存在于平行时空中互动，这些都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些表象。
自从列根当选美国总统到今天，美国经济除了在规模上有些增长，多了几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好像没有很多值得吹嘘的地方？香港在同一时期进入回归日程，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峰回路转，发生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变化可以解释这段历史。香港和深圳做比较，关键不在于两个城市，而是它们代表了西方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变化，可以通过它们看透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轨迹。
香港曾经夜郎自大，不屑与深圳平起平坐，今天只能接受现实。欧洲和美国同样面对这个认识的改变，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崛起的意义。如果只是经济规模还好，但它代表的是更大变化的起点。适应变化从来就是人类最重要生存之道，香港曾经以为管理变化是自己的强项，事实证明能力要继续加强。对于中美、中西、深港的变化，我们除了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去理解，还有其他方法吗？
香港的问题会否因为有了大湾区的金融互动、创科合作就解决？没有人会认为事情是如此简单。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国家领导人）用深层次矛盾来定义香港的困局，意思是就算楼价再升多少、股价再升多少、GDP再升多少，都解决不了的困局。土地和民生的问题容易让人理解，市民容易明白，因此不少人用它来解释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座的都是社会精英，我尝试用另一种方式讨论。
中共在革命时期将中国面对的问题定义为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将问题看得更清楚是中共打赢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起点，也是中国“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建设，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进入第二个阶段——“富起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工作也是用差不多的逻辑看问题，中国开始进入“强起来”的阶段。
将香港的问题讲清楚，对症下药，是解决香港问题的起点，亦是内地普遍使用“问题导向”制定政策的意思。如果大湾区内的香港和内地只是进行金融互动、创科合作，我们就依然没有看见香港问题的性质。其实，香港同样有三座大山：原教旨资本主义、放任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
旧式的资本主义被人称呼为“原教旨”，它存在各种缺陷，僵化的既得利益结构约束了社会和民生的发展，只有不断改革才能避免制度腐败，如新加坡和德国，它们就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不思进取不求改革的资本主义只会身陷困局，美国、希腊都是案例，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要将原教旨资本主义改革为进步的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曾经是积极的思想，推翻了封建帝王政权，代表改革，但它早就沦落为放任的自由主义，这种放任的意识形态只会培育出美国和欧洲盛行的民粹主义、个人主义，还有港独、自决等分离主义，以至不负责任的议会操作等无意义的政治行为。
官僚主义曾经是用来批评中共的专用语，很可惜，连中共都开始了治理体制的改革，官僚主义成为集中被批评的社会共识，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香港的官僚主义（AO党）已经超越内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毫无改革魄力和改革意识的政府领导层和缺乏执行力的高级公务员团队成为施政的包袱和障碍。
这几座大山就好像文革、官场腐败等，同样压得香港喘不过气，但没有人像邓小平、习近平那样下决心去解决问题。
有人说香港经济还不错，常年有几个百分点增长，这是指GDP，但交租或出粮能靠GDP吗？香港三十年前的人均GDP是12,097美元，2018年是48,675美元，增加三倍。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过去三十年由每年接近900亿港元升到去年的接近6,000亿港元，增加近六倍，但香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就远远没有这个升幅。三十年前的个人入息中位数大约是8,000港元，2019年是18,000港元，意思就是有接近200万人每月收入在这个数字之下，三十年只增加了一倍多些。楼价升了多少就不用多说，香港人很熟悉。
GDP不等同社会财富，更无法反映经济品质。如何比较卖一亿云吞面或牛腩面与卖一亿特斯拉电动车，或者华为云的一亿收入？当然有分别，而且是很大的分别。1,000个工人是清洁工人或售货员，抑或是华为云的员工，意义不一样。这是经济管理者的工作，如果社会提供的大多数职位是清洁工、看更或售货员，他们的收入根本无法增加。
所有人都知道香港无产业政策，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高产值和高效率的产业，就业的收入又如何可以提升？很多人，特别是政府，都在讲创科，都在讲知识经济，但同时会听到一些人蠢到说香港医生是用英文的，有几个“鬼佬”法官香港司法就证明是独立的。这些都是殖民地精英的一丝残余优越感，以为知识和进步是如此肤浅。香港当然不是一口井，但为什么还住着不少喜欢讲英文的青蛙？如果我们还是靠识得几句英文来衡量自己的能力和香港的进步，以为独角兽只会在美国诞生，香港就真的很危险。
《香港01》在创业时，我用“是时候改变了”来告诫团队，要他们超越纸媒和电子媒体，用不同的方法发出不同声音，才能适应香港面对的新世界。这一次的尝试是成功的，作为网媒，我们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和最多人依赖的新闻资讯来源，同事前几年都想不到，有人曾经担心别人靠卖报纸可以获得更多受众。
特首最近经常引述邓小平，我亦想起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南巡时的话。六四之后，改革停滞不前，他忧心忡忡，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改革、就下台。如果香港下定决心，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包括产业和收入的改革，再发生大规模骚乱的机会会少很多。江泽民先生最后没有下台，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希望政府看得见。
中国是“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主导者，亦是全新世界政治经济转型、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香港曾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当时是被动参与，赚了一些钱。今天的香港不可以再被动参赛，而积极参赛的第一步就是不要成为国家的包袱，更不应该成为国家参赛的障碍，而是要全面推动改革，以成为中国队的前锋来定位自己。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就是开始时候的说法，只有改革才是香港发生变化的主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