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思想】对话柯华庆・上：中共理论班底为何跟不上习近平的步伐
对中共而言，2021年是一个特殊年份。99年前的1921年，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两名第三国际代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被迫中止后，改为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党员已超过九千万人，成为世界最大政党，而其所带领的中国也已和百年前的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一个理论型政党，在临近建党百年之际，中共将如何直面当前面临的理论危机？备受关注的“习近平思想”会否最终冠名？
《香港01》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此为访谈第一篇。
01：6月中旬，中共智囊、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中共理论党刊《学习时报》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因何毅亭的特殊身份，该文被外界认为是某种政治讯号。在你看来是否如此？
十九大之后，内地各高校都成立了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过去几年，学界理论界对此的研究成效如何？明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届时会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冠名为“习近平社会主义思想”，或简化推高为“习近平思想”？
柯华庆：在正式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在采访中所谈到的“习近平”并不仅仅指习近平个人，因为“习近平”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把握时代脉搏和反映人民愿望的伟大人物可以加速历史程序。
何毅亭的身份确实比较特殊，而且以同一个标题的文章他发了两次，这是比较罕见的。第一次是2018年5月18日，此前的5月4日纪念马克思（Karl Marx）诞辰两百周年时，习近平有一个关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所以何毅亭随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6月15日，他又用同一个标题又发一次。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据我所知，2015年1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没引起理论界的注意。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特别提出“继续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2016年与2015年表述的区别在于，2015年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比较狭窄，而2016年是分开表述的，可以理解为既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时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世纪是世界的，提供了从中国到世界的可能性，是一个进步。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标题就是“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界自然也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联络起来讨论了。
习近平为什么一方面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同时强调“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其实也是何毅亭先后两篇文章的两个侧重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意义，前者是指中国的，后者是面向世界的。
何毅亭6月中旬那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是要走向世界。如果你了解黑格尔（Hegel）哲学就会知道，黑格尔哲学中，主导世界历史的是绝对精神，而德意志民族是绝对精神的代表。
可以说，何毅亭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各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一个最新成果，但是从这篇文章中读不出习近平思想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是学法学出身，也是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停留在读马列经典文献和领导人讲话，达不到哲学的高度，所以很难对习近平思想提出一个纲要式、体系式的总结。
至于冠名的问题，按照惯例，会以“习近平思想”称呼，因为“邓小平理论”最初的表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我认为这个表述没有反映大历史、大时代的特征，另外也违反学界的基本常识。
01：如你所说，读完何毅亭的文章，再结合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思想的一些说法，明显的感觉是，中共的理论班底并没有跟上习近平的步伐和野心。
一方面，从何毅亭两次所发长文来看，空话套话居多，并未清楚表述习近平思想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以至于外界至今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情况自十九大报吿中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起便一直存在；另一方面，习近平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也明确表达过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水平的担忧。
对于“中共理论班底能否跟上习近平的步伐和野心”，你怎么看？面对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共该如何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柯华庆：你的判断是对的。空话、套话、废话太多是中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理论文章是评论式的、讲话稿式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理论界普遍缺乏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欠缺。
中国理论界比较热衷于“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把自己放到古代或者外国的理论里面，是书虫；很多人认为“六经注我”境界比较高，实际上也不高，因为“六经注我”主要是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标准，寻找古今中外经典知识注释，所以主观性比较强。由此，你会发现中国理论界提出的所谓理论，普遍是“短平快”式的。譬如在已有理论前加上“中国特色”或者加个“新”字，未必真的有创新。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XX制度”和“中国特色XX道路”是成立的，但“中国特色XX理论”则是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表现，因为理论都是普遍的。任何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同时又是以普遍性表现出来的。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尽管写出来的东西是抽象的，但罗尔斯是根据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各种实际问题来写的。
理论是有层次结构的，理论的建构需要立足所处时代的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来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一系列命题，进而预测未来的发展。如果只是说过去的，这个理论是“马后炮”。预测是有风险的，未来的事实可能直接挑战这一理论，通过事实不断进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通过这样的过程理论才能逐步丰富和成熟起来。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我仔细读了几遍，我认为这个讲话是知识界应该转型的纲领性文件。讲话特别提到已有的理论已经解释和说明不了当代的中国，用习近平的话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四年过去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基本仍然停留在言必称希腊、儒家，或者中共领导人，原创性的理论极少。反倒是一些被主流学界鄙视的民间哲学家、民间科学家，比较关注现实问题，有不少闪光的思想。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理论性不足。
01：中国共产党历来是理论型政党，也很注重理论建设。为何到了今天，即将满百年，反倒在理论建构的问题上捉襟见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柯华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要真正立得住，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邓小平、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战略，他们首先是实干家，他们每天面对非常多的问题，他们可以利用战略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将战略上升为理论需要经过严格训练，需要花大量时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领导人很难在短时间内两方面都做好，可以说这是理论型政党领导人的一个矛盾。
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的理论建构是被逼出来的。有个政治局委员（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就直接说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恶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他后来写了不少理论文章，他还专门讲授过辩证唯物主义，其中相对集中、精练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那个时候如果不做这种理论建构，他在党内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义，你即使当了领袖，也可能会垮台。”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就在军事上处于主导地位，但毛泽东真正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是1943年，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党内认可的时候。我们后来称为“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著作，比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现在读起来都会觉得非常有启发。
邓小平经过了长期探索，最终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才有系统的理论表述，那时候他已经是88岁高龄的退休老人。现在的领导人每天实际工作都排得很满，根本没有时间做理论建构，只能依靠政策研究室之类的研究机构，但政策研究室是等级制的官僚机构，跟不上领导人的节奏，达不到领导人的战略高度，也难有超然的理论建构心态，就事论事式的短平快理论比较多，深层次的理论难以建构出来。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没有新的理论指导是行不通的。当前需要官方、学界和民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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